事物性的语法:贾斯珀·琼斯的“绘画—物体”与战后美国艺术的范式转型
摘要
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1930— )是美国战后艺术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人物之一。在抽象表现主义主导纽约艺坛的1950年代,琼斯以旗帜、靶子、数字、地图等“头脑已经知道的事物”为题材,以蜡画(encaustic)技法颠覆了“绘画即情感表达”的支配性逻辑,开辟了通向波普艺术、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的“第三条道路”。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琼斯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事物性的语法”——他不是在“描绘”事物,而是在“成为”事物。
关键词:贾斯珀·琼斯;事物性;反主体性;维特根斯坦;绘画—物体;战后美国艺术
第一章 绪论:一个“没有艺术家”的艺术环境
1.1 旗帜的悖论
1954年的某个夜晚,24岁的贾斯珀·琼斯在纽约一间狭小的画室里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画了一面美国国旗。第二天,他去买了画布、颜料和蜡,开始绘制那面旗帜。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美国艺术史的走向。
琼斯所画的旗帜不是“关于”美国的旗帜——它就是一面旗帜;他的靶子不是“关于”射击的靶子——它就是一个靶子。这种“是”(is)而非“关于”(about)的逻辑,将绘画从“再现”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艺术对象成为“一个事物中的事物”(a thing among things)。评论家列奥·施坦伯格将这一特质描述为“与画布共生”(co-extensive):既不是纯粹的符号,也不是纯粹的事物,而是处于“符号与世界之间”的某种东西。
琼斯1958年在利奥·卡斯特利画廊的首次个展,被《艺术新闻》称为“自抽象表现主义诞生以来纽约最激进的新艺术”。MoMA直接从展览中购藏了四件作品,包括《旗帜》(1954-55)、《靶子》(1955)和《白色数字》(1955)。这种“瞬间的声誉”也使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批评阐释的漩涡。
1.2 文献综述: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琼斯的学术研究已形成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产业,其批评史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20世纪艺术批评史。
形式主义批评的困境。列奥·施坦伯格1958年的《贾斯珀·琼斯》一文被视为前卫艺术批评的经典案例,但也因“过度阐释”而引发持续反思。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出,施坦伯格“并没有真正走出形式主义理论的统治阴影”,其根本原因在于“仍然像他所批判的格林伯格一样没有真正理解现代艺术之自我确证的内涵”。
后结构主义的介入。1980年代,随着辛迪·舍曼、芭芭拉·克鲁格等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崛起,琼斯被重新解读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凯伦·特雷拉的研究指出,琼斯的“戏仿策略”使他的作品“例证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并使两者之间通常被划出的粗线条变得模糊”。琼斯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颠覆——这一兴趣部分源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阅读——使他“同时致力于现代主义传统,又在其戏仿和符号学策略中预演了后现代的关注”。
当代学术的新方向。2025年圣保罗大学的研究从“身体在时间中”的角度,探讨琼斯作品中“感知、碎片化与制图学”的关系。韩国学者郑周元的研究则聚焦于琼斯1958-1960年的“商品雕塑”,提出“指纹”策略将艺术家的存在限定于“指纹可以识别的个体性”。
第二章 反主体性的策略:从蜡画到商品雕塑
2.1 “作者神话”与琼斯的拒绝
1950年代的纽约艺术界被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所主导:抽象表现主义不仅是一种绘画风格,更是一种关于“艺术家”的伦理承诺。波洛克以身体的动作直接“进入”绘画,罗斯科以巨大的色域创造宗教性的崇高体验,德·库宁以狂暴的笔触表达“行动的在场”。在这一范式中,绘画的价值最终取决于艺术家的“本真性”——画布上的每一笔都是内在自我的直接外化。
琼斯的早期作品是对这一“作者神话”的系统性拒绝:他选择旗帜、靶子、数字、字母等“预先存在的”题材,核心动机恰恰是消除选择。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选择画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是头脑已经知道的事物。我不必设计它们。”这种“不设计”的姿态,将艺术家的角色从“创造者”降格为“执行者”。
韩国学者郑周元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琼斯1958-1960年间创作的“商品雕塑”(如《画笔》《手电筒》《灯泡》等以日常商品为原型的雕塑作品)是这一策略的延续:这些雕塑以青铜铸造,表面覆盖着真实的商品——画笔上涂着颜料,手电筒中装着电池——它们不是“关于”商品的雕塑,而是“作为”商品的雕塑。
2.2 蜡画:一种“不可逆”的媒介
琼斯选择蜡画(encaustic)作为其标志性技法,绝非偶然。蜡画是一种将颜料与热蜡混合、在画布上快速凝固的媒介,其核心特征是不可逆性:一旦笔触落在画布上,它就在数秒内凝固,无法被修改、涂抹或覆盖。
这种“不可逆性”构成了对抽象表现主义“过程性”的精确反转。波洛克的滴画是过程的记录——每一个滴落的动作都在画布上留下时间的痕迹。琼斯的蜡画同样是过程的记录——但不是“自发的”,而是“预先决定的”:他不能修改,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因为媒介不允许。艺术家的自由恰恰存在于这种限制之中。
惠特尼美术馆的《白色靶子》(1957)是这一媒介哲学的最佳例证:琼斯在画布上贴上报纸,然后以蜡画覆盖,报纸的文字在画面上若隐若现,成为“被埋藏的信息层”。这种“信息的埋藏”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在琼斯的画面上,没有什么是“纯粹视觉的”,每一层都包含着被覆盖的、被压抑的、被遗忘的东西。
2.3 指纹的悖论:艺术家作为“普通个体”
1960年,琼斯创作了《无题》(又名《手指》)——一件以手指按压的方式在画布上留下指纹的作品。这是琼斯“反主体性”策略的极端体现:指纹唯一而不可复制,却又是匿名的、非表达的——它不“表达”任何情感,不“再现”任何对象,只是“在场”的证据。
郑周元的研究指出,琼斯“将艺术家的存在限定于指纹”,这一策略“通过混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明示了艺术家的概念”——艺术家“是普通个体,只能通过指纹来识别其个体性”。这是一种激进的民主化:艺术家不是“天才”,而是“制作者”——一个在画布上留下痕迹的人,和任何在纸上留下指纹的人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章 维特根斯坦的幽灵:“意义即使用”与艺术的定义
3.1 1961年夏天:一次决定性的阅读
1961年夏天,琼斯系统地阅读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指出:“维特根斯坦在1961年开始引起琼斯的兴趣。他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意义的分析,不仅与琼斯、劳森伯格和凯奇‘艺术即生活’的信条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为琼斯提供了一种澄清艺术定义的方法论。”
维特根斯坦的核心洞见——“意义即使用”——颠覆了《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的早期立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而在于它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方式。琼斯将这一洞见转化为视觉领域的实践:他的旗帜不是“关于”旗帜的图像,而是“作为”旗帜的事物。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指涉”什么,而在于它“使用”什么——它使用旗帜这一“头脑已经知道的事物”作为绘画的题材,使观者被迫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绘画是什么?
3.2 《批评家看见了什么?》:对批评本身的攻击
1961年,琼斯创作了《批评家看见了什么?》(The Critic Sees)——一件以石膏铸成的雕塑,表现两张被眼镜遮蔽的嘴,眼镜中塞满了金属勺。这件作品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批评家看见了什么?他们用嘴“看”——他们“说”而不“看”。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指出,这件作品是琼斯对“那些动机与扩展视觉意识非常不同的作家”的攻击:批评家们急于“阐释”他的作品,却忽视了“观看”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定义为“反对语言迷惑智力的战斗”,琼斯将艺术家的角色定义为“反对批评迷惑视觉的战斗”。
3.3 语言与视觉的边界
琼斯对维特根斯坦的兴趣还体现在他对“语言”与“视觉”关系的持续探索。1960年代的“数字”系列(《0到9》《数字》等)以数字为题材,将数字从“计数工具”转化为“视觉对象”:数字既是“语言”的一部分,又是“视觉”的一部分。琼斯的绘画使数字的“语言功能”与“视觉功能”发生冲突——当观者试图“读”数字时,他们发现数字不能被“读”,只能被“看”。
这种“语言与视觉的冲突”是琼斯对维特根斯坦洞见的视觉转译。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而要看!”(Don't think, but look!)琼斯的绘画恰恰迫使观者“看”。
第四章 “绘画—物体”:从平面性到拓扑学空间
4.1 格林伯格的困境:平面性之后是什么?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美国艺术批评界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理论所主导:现代主义绘画的本质在于“平面性”——绘画必须通过自我批评清除一切“非绘画的”元素(如叙事、三维幻觉),抵达其“不可还原的本质”。然而这一标准最终导向一个悖论:当绘画彻底实现平面性之后,它还能做什么?
台湾学者的研究指出,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终而归结出现代主义绘画的唯一定向——二维平面性”,而“这样本质主义式的绘画标准却导衍为美国纽约艺坛50、60年代的绘画危机”。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琼斯“以他‘视绘画为物体’的新视野,承接、转化了杜尚现成物在绘画史中的参考向度”,践履其“绘画—物体”的多样化实验。
4.2 拓扑学空间:琼斯的“非欧几里得”绘画
台湾学者引入“拓扑学”概念为理解琼斯的空间提供了新的视角:拓扑学研究的是在连续变形下保持不变的空间属性——它不关心距离和角度,只关心“连接”和“边界”。在拓扑学的框架下,琼斯的“绘画—物体”不再是“二维平面上的三维幻觉”,而是“可以连续变形的空间表面”。
《白色旗帜》(1955)是这一拓扑学空间的最佳例证:画布上的旗帜既是“图像”(它看起来像一面旗帜),又是“事物”(它就是一面旗帜的涂绘);画布的表面既是“平面”(它是一张画布),又是“空间”(报纸的碎片在蜡层下若隐若现,制造了“深度”的错觉)。这种“既是……又是……”的逻辑,使琼斯的绘画成为“边界”的持续探索——不是“跨越”边界,而是“揭示”边界本身的不确定性。
4.3 从“符号”到“事物”:琼斯的“反图像”革命
琼斯的“绘画—物体”革命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不是“符号指向事物”,而是“符号成为事物”。他的旗帜不是“关于”旗帜的图像,而是“作为”旗帜的事物。
这种“反图像”革命的哲学意义在于:它摧毁了“符号”与“事物”之间的传统等级关系。在传统的再现理论中,“符号”是“事物”的替代物;但在琼斯的逻辑中,符号“就是”事物——“真实”不再是一个“再现”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 晚期琼斯:从“事物”到“关系”
5.1 1980年代的自传性转向
1980年代,琼斯的创作发生显著转向:他开始在作品中引入自传性元素——童年记忆、早期作品的引用、对死亡的思考。《四季》(1985-86)系列将他的影子投射在画面上,暗示着“艺术家在时间中的存在”;《卡泰纳里》(Catenary)系列(1997- )以悬挂的绳索为题材,探索“张力”与“平衡”的物理与心理维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博士论文指出,琼斯“与批评家之间众所周知的有争议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其艺术生产的激发力量,刺激了形式与概念创新的循环”。1980年代的作品“放下了保留”(drop the reserve),开始“揭示”而非“隐藏”艺术家的主体性——但这种“揭示”仍然是“中介化”的,仍然被“认识论上的模糊性”所包裹。
5.2 从“事物”到“关系”:卡泰纳里系列的哲学
“卡泰纳里”(Catenary)是数学和物理学中的概念,指一根悬挂的绳索在重力作用下形成的曲线。琼斯选择这一题材,标志着其创作从“事物”(旗帜、靶子、数字)向“关系”(张力、悬挂、重力)的转向。
在“卡泰纳里”系列中,琼斯不再描绘“一个事物”,而是描绘绳索与重力、悬挂点与重心、张力与松弛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向标志着琼斯从“反主体性”向“关系性主体”的回归:他不再拒绝“表达”——但他所“表达”的不是“情感”,而是“关系”: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5.3 公共转化:从“个人创作”到“文化传承”
琼斯的晚期创作还包括一项重要的“公共”维度:他计划将自己位于康涅狄格州沙伦的170英亩庄园改造为艺术家驻留地。《纽约客》报道,他“担任了当代艺术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已向音乐家、舞者等提供了超过一千万美元的资助”,并正在“建立一个如今价值约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捐赠基金”。
这种“公共转化”正如其创作中从“事物”转向“关系”:琼斯的艺术实践始终包含着一个伦理维度——“艺术即生活”。
第六章 结语:事物性的遗产
贾斯珀·琼斯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关于“事物性”的漫长追问:从1954年那面梦中的旗帜,到1958年Leo Castelli的“瞬间声誉”,到1960年的指纹和商品雕塑,到1961年的维特根斯坦阅读和《批评家看见了什么?》,到1980年代的自传性转向,到1990年代的“卡泰纳里”系列,琼斯以蜡画为媒介、以“事物”为题材、以“反主体性”为策略,完成了一次关于“绘画是什么”的根本性追问。
其艺术核心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策略上,他以“反主体性”姿态系统性地拒绝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作者神话”;哲学上,他将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洞见转化为视觉领域的实践,使绘画从“再现”转向“使用”;实践上,他以“绘画—物体”的拓扑学空间,开辟了通向波普艺术、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的“第三条道路”。
琼斯不是“一个运动的创始人”,而是“多个运动的共同源头”——这在20世纪艺术史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劳森伯格、沃霍尔、利希滕斯坦从他对日常图像的运用中汲取养分;贾德、安德烈从他对“物性”的强调中发展出极简主义;科苏斯、韦纳从他对“艺术是什么”的追问中走向观念艺术。他的遗产提醒我们:在艺术中,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这是什么”,而是“这是什么意思”——而“意思”恰恰不在“事物”之中,而在“事物”与“我们”的“关系”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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