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集合与符号的重赋:贝蒂·萨尔集合艺术的观念实践与政治美学
摘要
贝蒂·萨尔(Betye Saar,1926— )是美国当代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集合艺术家之一,也是黑人艺术运动与女性主义艺术运动的核心人物。本文以她跨越七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对象,考察其从版画创作向集合艺术转型的轨迹,分析《黑女孩之窗》(1969)与《解放艾姨》(1972)的符号系统与观念内涵。萨尔的艺术以“回收—重组—重赋意义”为核心方法论,通过挪用与改造现成物品、家庭遗物与种族主义刻板形象,构建了融合个人记忆、族群历史与神秘主义宇宙观的独特美学,揭示出集合艺术作为一种“记忆政治”的潜能。在黑人美学与白人女性主义之间,萨尔保持批判性的独立姿态,以充满灵性的物质语言开辟了第三条道路。
关键词:贝蒂·萨尔;集合艺术;黑人艺术运动;女性主义艺术;记忆政治;物质文化
一、引言
2026年7月30日,贝蒂·萨尔将迎来100周岁生日。这位出生于洛杉矶沃茨社区、拥有非裔、爱尔兰与美洲原住民多重血统的艺术家,以超过七十年的持续创作,成为美国艺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名字。然而,她获得广泛认可却相当晚——201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重新开馆之际首次为她举办个展《贝蒂·萨尔:黑女孩之窗的传奇》,此时萨尔已93岁。《纽约时报》以“终于轮到她了!”('It's About Time!')为题报道了这一迟来的认可。
萨尔的“迟到”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审视的艺术史现象。作为黑人女性艺术家,她同时面对艺术界的种族歧视与以白人为主导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排斥,也在男性主导的黑人权力运动中保持独立立场。这种多重边缘的身份使她的艺术长期未获应有机会,却也因此获得独特的批判力量——她既不属于黑人美学的教条,也不迎合白人女性主义的议程,而是以灵性的集合语言讲述种族、性别、记忆与宇宙的故事。
两个问题构成全文线索:萨尔如何通过现成物品的重新组合来书写被主流历史所压抑的族群记忆?她如何在政治抗议与精神探索之间保持一种既不妥协也不教条的平衡?
二、从版画到集合:萨尔艺术语言的生成
2.1 早期版画实践与约瑟夫·康奈尔的影响
萨尔的艺术生涯始于版画。1949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设计学学士学位后,她在1958年至1962年间于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及南加州大学攻读版画与教育研究生课程。她运用软地面蚀刻技法,将印章、模板和现成材料压入蚀刻板以捕捉其图像与质感。早期版画关注灵性、宇宙论和家庭主题,代表作如《期待》(Anticipation, 1961)和《看哪,神秘之城》(Lo, The Mystique City, 1965)。
1967年,萨尔参观帕萨迪纳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作品展,这成为她艺术生涯的决定性转折:康奈尔把现成物品收集并排列于集合盒中的实践启发了她,她开始把自己的版画和素描嵌入旧窗框,在二维平面与三维空间之间寻找新的表达可能。
萨尔对康奈尔的借鉴并非简单模仿:康奈尔的集合盒是内向的、梦幻的、带有私人性的诗意空间,萨尔的作品则是重新进入现实的入口——她把私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编织在一起,使集合艺术从内向的冥想转变为外向的批判。
2.2 《黑女孩之窗》与自传性集合的诞生
1969年创作的《黑女孩之窗》标志着萨尔艺术实践的质变。作品采用一扇回收的旧木窗框,十个格间填满图像与物件:顶部三格是彩色印刷的月亮与星星,中间六格是象征性人物——包括一只带有“爱”字盾牌的鹰、一幅颅相学人脑地图、一白一黑两具骷髅。底部是萨尔亲手绘制的黑人女孩剪影,双手和面孔紧贴玻璃。
这件作品在多个层面上都是萨尔的“自画像”。萨尔本人承认:“即使在当时,我就知道它是自传性的。我们经历了瓦茨暴动和黑人革命。那一年我也离婚了。所以在神秘学主题之外,还有政治的和个人的内容。”作品中那位黑人女孩剪影并非愤怒或抵抗的形象,而是一个脆弱地把手和脸贴在玻璃上的孩子——这种脆弱性恰恰是作品力量的来源:在观看世界的同时被世界观看。
MoMA把这件作品描述为“艺术家生活中的一扇字面和隐喻的窗户,其十个‘窗格’或部分包含了她在多产职业生涯中反复回归的个人符号和图像”。作品融合了占星符号、颅相学图像、死亡象征(骷髅)、家庭照片(其中一幅银版照片代表她的爱尔兰祖母艾玛·凯利)以及非裔美国人的视觉文化元素。有学者指出,它“不仅仅是黑人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更是精神与文化意识”。
萨尔在同一时期与艺术家大卫·哈蒙斯(David Hammons)进行了创作上的对话。哈蒙斯同年创作的《黑人男孩之窗》(Black Boy's Window)同样采用窗户中的剪影形象,但哈蒙斯的铁制窗帘与萨尔的蕾丝窗帘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哈蒙斯呈现的是被囚禁的身体,萨尔呈现的则是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精神存在。
三、政治转向与符号的重赋:《解放艾姨》与种族刻板印象的颠覆
3.1 1970年代的政治语境与萨尔的回应
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随之而来的黑人权力运动的激进化,深刻影响了萨尔的艺术方向:1960年代的作品更多关注灵性与宇宙论,1970年代的作品则日益介入种族政治。萨尔的“政治转向”并非主题转换,而是方法论上的深化——她把原本表达个人灵性的集合语言,用于对种族主义视觉文化的批判性解构。
在1970年代黑人美学主导黑人艺术生产的时代,萨尔挑战了黑人美学的排他性,更倾向于充满灵性的集合艺术的细微差别和个人表达的自由。黑人艺术评论家艾伦·戈登(Allan Gordon)当时指出,像萨尔这样的艺术家“追随的是不同的缪斯——一种非洲的扩散,强大的、感性的、魔幻的……赋予一切生命、渗透一切、使一切发生的生成力量”。
3.2 《解放艾姨》:符号暴力的反转
1972年创作的《解放艾姨》(The Liberation of Aunt Jemima)是萨尔最著名的作品,也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视觉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图像之一。这件混合媒介集合装置包含一个木盒、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塑料“艾姨”嬷嬷备忘录和铅笔架、19世纪和20世纪的彩色石版画、塑料步枪、塑料手枪、木销钉、镜子和棉花。
“艾姨”(Aunt Jemima)是长期弥漫于美国视觉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刻板形象——一个顺从、肥胖、永远微笑的黑人女佣。萨尔把这一形象从煎饼糖浆的广告语境中剥离,武装上一把步枪和一枚手榴弹,使其成为对抗针对非裔美国人的身体暴力和贬损刻板印象暴力的战士。有评论者指出,萨尔“将仇恨的对象转化为解放的象征”。
这件作品的力量在于它操作于符号的层面:萨尔把象征性的武装暴力置于前台,触及了产生和购买这些物件的社会的潜在暴力。她保留了“艾姨”的刻板身体特征——肥胖的身躯、煤黑色的皮肤、头巾和谄媚的笑容——但关注态度的转变。通过保留刻板形象的外壳而翻转其内涵,她完成了一次精妙的符号学操作:不是抹除种族主义的图像,而是夺回其解释权。
3.3 物质政治学:从跳蚤市场到历史现场
萨尔的艺术实践根植于一种独特的物质政治学。她的大部分材料来自车库拍卖和跳蚤市场——被丢弃、被遗忘、被低估的日常物品:钟表、鸟笼、拳击手套、生棉花、天平、洗衣板、玩偶、子弹、窗户,以及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黑人玩偶”。在萨尔手中,它们不再是消费品或废弃物,而是历史的承载者、记忆的容器和意义的生成器。
萨尔通过重新挪用其姑婆哈蒂·帕森·凯耶斯(Hattie Parson Keyes)的遗物,重新评估了通过衰老积累的物品的价值;在她的“家族神龛”中,她纪念姑婆的漫长生命,并为这些遗物开辟新的解释路径。更广泛地看,萨尔的集合艺术创造了一种“拼贴的历史感”——把不同来源的 artifacts 汇集在一起,产生有意义的并置。正如学者朱迪思·威尔逊(Judith Wilson)所描述的,其结果是“自传性指涉与文化历史的超现实融合”。
萨尔把自己描述为一种“回收者”——不仅回收材料,也回收情感和感觉。这种回收是一种修复性的实践:把被主流历史遗弃的物件、被种族主义扭曲的形象、被遗忘淹没的记忆,重新带回可见性与尊严之中。
四、神秘主义、宇宙论与跨文化的精神维度
4.1 作为一种认识论的神秘主义
萨尔艺术的另一核心维度是贯穿始终的神秘主义与宇宙论关怀。从早期版画中的占星符号到《黑女孩之窗》中的星月意象,从塔罗牌到非洲占卜系统,她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与超验领域的对话。
萨尔成长于一个对非洲艺术、宇宙论和神秘主义充满兴趣的时代——1960年代许多非裔美国人都在探索与非洲文化遗产的精神联结。她从小就是一个有“千里眼”的孩子,对未知和神秘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她在1998年写道:“对于未知的好奇心没有界限。符号、图像、地方和文化交织在一起……星星、卡片、醒着的神秘之夜可能握有答案。转变一下视角,内在的灵魂就会被释放。自由着,创造着。”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萨尔“通过将不同的神秘主义、传统和文化以非线性关系组装在一起,创造了她最伟大的集合杰作——一种汲取了技术精神维度的灵性”。这种灵性不是对任何宗教传统的简单皈依,而是开放的、合成的、不断生成的精神实践。
4.2 作为记忆装置的集合艺术
MoMA杂志把萨尔的作品与西非卢巴人(Luba)的记忆板(lukasa)相比较:卢巴人在木板上排列贝壳、珠子、金属和雕刻物以引发记忆、传递历史;同样地,萨尔放置在窗格中的图标、现成材料和个人纪念品也在讲述她自己的历史与灵感。
这一比较揭示了萨尔集合艺术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不仅是视觉的,更是记忆的、叙事的、仪式的。作品邀请观众参与一种类似解读的过程——不是被动接受既定意义,而是主动拼凑、联想被并置的符号和物件。正如萨尔所言:“我在沉默中制作我的艺术。材料 conjure 出观念。观念 conjure 出图像。图像 conjure 出艺术。艺术 conjure 出感受。感受才是目标。”
五、在双重运动之间:萨尔与黑人艺术运动及女性主义的关系
5.1 对黑人美学的挑战
作为1970年代黑人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萨尔的立场远比简单的“运动成员”身份复杂。在黑人美学似乎主导黑人艺术生产的时代,她挑战了黑人美学的排他性,不满足于创作符合“黑人美学”教条的作品,而是坚持个人表达的自由和充满灵性的集合艺术的细微差别。
这种立场使她在黑人艺术运动中处于微妙位置:作品不是对政治议程的图解,而是把政治议题转化为更复杂、更多层次的艺术语言。艺术史学者简·卡彭特(Jane Carpenter)指出,萨尔“丰富的装饰表面用灵性和祖先力量的语言掩盖了直白的政治,使观众基于个人与物品的体验获得意义,而非接收预设的政治信息”。
5.2 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判
萨尔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位置同样复杂。她自认是女性主义者,但拒绝把作品简单标签为“女性主义艺术”;她反对当时以白人为主导的女性主义运动——后者往往忽视种族差异和黑人女性的特殊经验。有研究指出,萨尔的自我定位“揭示了(白人)女性主义内部的种族主义历史轨迹,以及黑人女性对文化和女性主义群体所感受到的不同意识形态忠诚”。
萨尔与女儿艾莉森·萨尔(Alison Saar)的代际传承构成了一个独特案例:两代女性艺术家致力于“收回非裔美国女性的视觉表征”,探索奴隶制、家务劳动的刻板印象以及女性身体的历史图像等主题。
萨尔在两个运动中都保持了一种批判性的独立:既不接受黑人艺术运动的教条,也不接受白人女性主义的议程。她的批判方式不是通过宣言或口号,而是通过对物质、符号和记忆的精妙操作。
六、结论:萨尔与集合艺术的政治潜能
萨尔的艺术实践重新定义了集合艺术的可能性:她把康奈尔开创的集合盒传统从内向的诗意转变为外向的政治批判,使现成物品成为历史叙事与身份政治的载体;通过对种族主义刻板形象的“武装式回收”(如《解放艾姨》),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符号政治学——不是抹除压迫性的图像,而是夺回其解释权,将其转化为抵抗的象征。
萨尔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拒绝在政治抗议与精神探索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她的作品既是对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尖锐批判,也是对宇宙、命运和灵性的深沉冥想。
对收藏者而言,这一方法论有直接含义:萨尔的价值核心在“物质—记忆—政治”三重编码完整的集合装置,尤其是1970年代独件与家族神龛类作品;版画与纸上作品虽延续其符号系统,但观念密度与稀缺性不可同日而语。
萨尔在93岁时曾说:“因为终于轮到我了!”这句感叹提醒我们思考:艺术史的话语权是如何分配的?谁的故事被讲述,谁的故事被遗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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