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禅学吾不似吾”——李苦禅写意人格与笔墨本体的双重建构
摘要
李苦禅(1899-1983)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急先锋”,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他的个案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既非“中西融合”派的激进革新,亦非“传统坚守”派的保守复古,而是一条以“人格”为根基、以“笔墨”为呈现、以“写意”为归宿的“内源性”现代转化路径。
本文以“写意人格”与“笔墨本体”的双重建构为核心视角,考察李苦禅的艺术生涯、笔墨语言与思想体系。研究发现:李苦禅的艺术道路具有鲜明的“双重起点”——西画造型训练与齐门大写意传承。这一独特的知识结构,使其形成了“以西润中”的笔墨路径:将西画的造型功底、速写能力转化为大写意花鸟画的“形神兼备”追求,却未落入“中西融合”的折衷主义窠臼。其“鹰”的符号化创造——眼睛棱角分明、嘴巴方折变形——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图腾之一,实现了从“画鹰”到“画我”的本体论飞跃。
李苦禅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人格先于笔墨”的价值论。他提出“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将传统文人画的“人品即画品”观念提升为具有现代民族主义内涵的伦理命题。同时,他将大写意置于“绘画—书法—文学—音乐—哲学”的层级谱系中,以老庄、禅宗、易理为“最上一层”,实现了从“技”到“道”的贯通。
李苦禅个案的关键启示在于: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并非只有“引西入中”或“复古为新”两种路径。“写意人格”的挺立与“笔墨本体”的深化,同样是通往现代性的有效通道——在人品与画品的统一中,在笔墨与哲学的交融中,中国画获得了不依赖外部参照的“内源性”生命力。
关键词:李苦禅;写意人格;笔墨本体;齐白石;大写意花鸟画;创造性转化
一、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书写中,“齐门弟子”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现象。齐白石一生热心栽培后学,人称“弟子三千”,他曾自刻“三千门客赵吴无”印,意谓自己的门人弟子数量远超赵之谦和吴昌硕。在这庞大的弟子群体中,李苦禅(1899-1983)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是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也是齐白石晚年亲口肯定的“今后的笔墨”继承人。
然而,与齐白石另一位高足李可染在美术史与市场中的“显赫”地位相比,李苦禅的研究长期处于“名高而研浅”的状态——“虽然李苦禅先生是近现代中国画、花鸟画大家,实际上对于李苦禅先生的研究文章不是特别多”。这与他的美术史地位形成反差,也提出了一个方法论问题:李苦禅个案的核心价值,是“齐白石弟子”身份所赋予的“传承者”地位,还是他独辟蹊径的“创造者”贡献?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李苦禅个案的价值,正在于其示范了一种以“写意人格”挺立与“笔墨本体”深化为双轮驱动的“内源性”现代转化路径。他既不是“中西融合”派的激进革新者,也不是“传统坚守”派的保守复古者,而是以“人格”为根基、以“笔墨”为呈现、以“写意”为归宿,在中国画内部完成现代转化的典范。
1.2 研究综述
李苦禅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90年代):以纪念性文章和生平介绍为主,侧重于对其艺术成就的定性评价和革命事迹的宣扬。这一阶段的研究为李苦禅的“正面形象”奠定了基础,但学术深度有限。
第二阶段(2000-2010年代):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李苦禅写意花鸟画笔墨语言研究》从笔墨角度切入,分析了其“以书法入画、笔厚气沉、大气爽快、酣畅淋漓、品格高尚”的画风特点。同年的《李苦禅与山东花鸟画》则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了李苦禅对齐鲁画坛的深远影响。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以李苦禅诞辰120周年(2018年)和125周年(2024年)为契机,学术研究进入“集中爆发期”。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2019年,山东省文联推出《百年苦禅·李苦禅绘画艺术研究》文集,收录12篇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2024年,李苦禅纪念馆副馆长孙燕华在《美术报》发表《文人画家李苦禅——以绘画阐述中国哲学》,从“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个方面深入剖析其文人画特质。
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个显著不足:多数研究将李苦禅的“人格”与“笔墨”分开论述,未能建立起统摄“人”与“艺”的解释框架。本文以“写意人格”与“笔墨本体”的双重建构为核心概念,将李苦禅的艺术实践、人格修养与哲学思考整合为有机整体。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以人解艺”与“以艺证人”的双向路径。在史料层面,主要依据李苦禅的绘画作品、题跋文字、教学语录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载;在方法论层面,借鉴文人画研究的“人格—作品”互释传统,将李苦禅的人生经历、人格修养与笔墨实践进行深度勾连;同时,引入“创造性转化”的概念,分析其如何在“师齐”与“出齐”之间找到创造性的平衡点。
第二章 “齐门第一弟子”:拜师、传承与突破
2.1 “独英也欲从余游”:拜师的历史时刻
1923年的秋天,一个衣衫朴素的年轻人叩响了齐白石的家门。他就是李苦禅——当时的名字还叫“李英”。彼时的李苦禅,23岁,正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由于家境贫寒,他白天在学校听课,晚上到街头拉洋车挣钱糊口,“生活异常艰苦”。
李苦禅拜师的场景颇具戏剧性。他一进门就说:“齐先生,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能不能收我?我现在还是个穷学生,也没什么见面礼孝敬您,等将来我做了事再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齐白石看着这位乡音不改、率直质朴的穷学生,当即答应。李苦禅倒头就拜,案边狭窄只能挤着跪下,还差点摔倒,把老人逗乐了。就这样,他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
齐白石对这位弟子的器重,从他为数不多的公开评价中可见一斑。1924年,齐白石作诗《与英也谈往事》书赠李苦禅:“怜君能不误聪明,耻向邯郸共学行。若使当年慕名誉,槐堂今日有门生。”又在诗后附言:“余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陈师曾已名声噪噪,独英也欲从余游。”这七个字,既是对李苦禅慧眼识珠的赞许,也暗含了齐白石对这位弟子“特立独行”品格的识别。
齐白石还在李苦禅的一幅习作上题诗以资激励:“布局心既小,下笔胆又大。世人如要骂,吾贤休吓怕。”这里的“心小”与“胆大”,既是用笔之法,更是为艺之道——“心小”意味着严谨的构思与精微的体察,“胆大”意味着敢于突破的勇气与自信。
2.2 “苦禅不为真吾徒”:齐白石的期许与李苦禅的突破
齐白石对李苦禅的期望,不止于“传承”,更在于“突破”。上世纪三十年代,齐白石的艺术渐为日本人所知,在东京画价大增。因此有人假造他的画,“仅摹得皮毛便获大利”。面对这种风气,李苦禅的态度是:只学老师的艺术精髓,而不师皮毛之迹,宁可自己的画卖不出高价也绝不去“乱真”。
齐白石对此感慨不已,在李苦禅画作上题道:“一日能买三担假,长安竟有担竿者。苦禅学吾不似吾,一钱不值胡为乎……”又以小字注道:“余有门人字画皆稍有皮毛之似,卖于东京能得百金。”斥之为“品卑如病衰人扶”,而赞“苦禅不为真吾徒!”
“不似吾”与“真吾徒”——这看似矛盾的八个字,恰恰构成了齐白石教育思想的核心。他鼓励的不是对“齐派”风格的模仿,而是对“齐派”精神的继承:不拘门户、勇于创新、自成一家。正如齐白石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苦禅正是“学我者生”的最佳例证。
齐白石对李苦禅创造力的赞赏,还体现在许多题跋中。1948年,他在李苦禅的《鲇鱼》图上题跋:“门人李苦禅不长画鲇鱼,竟得如此之神奇,予所不料。惜懊道人李晴江不见此幅也。”又在《双鸡图》上题跋:“思想与笔墨色色神奇。八十八岁老师过目记之。老师何人?即白石也。”1950年,在另一幅《双鸡图》上题跋:“雪个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庚寅秋,九十岁白石题。”以“雪个先生”(八大山人)和“白石老人”自谦,却称李苦禅“无此超纵”“无此肝胆”——这已是齐白石对弟子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
2.3 “今后的笔墨就要看苦禅的了”:衣钵的托付
晚年的齐白石,对李苦禅的期许愈加深切。他曾对他的小女齐良芷说:“今后的笔墨就要看苦禅的了!”画家骆拓亦曾回忆:“白石师在艺专授课时,曾谓我说:‘你们数十年后便知,白石后笔墨当推苦禅。’”
这一“衣钵托付”在师兄弟中也形成了共识:正是李苦禅将许麟庐引荐到齐白石门下,两人“相差17岁的两个山东汉子就此相识,成了莫逆之交”,成就了另一段师徒佳话。
师徒关系远不止于“技”的传授,更有“道”的共鸣。1926年,齐白石的母亲病故,因故无法回乡奔丧,他在北京家中守灵。灵堂祭品中有一件是嘱李苦禅绘制的《祭物图》:一头刮尽鬃毛的猪钩挂在横梁上,上方还挂着一只宰好的湘潭特产柳叶鸭。齐白石本说守灵结束就将此画烧掉祭奠亡母,事后却悄悄留下,成为北京画院的一件珍贵藏品——它既是师徒情谊的见证,也折射出李苦禅在齐白石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第三章 “写意人格”:人品与画品的价值同构
3.1 “人无品格,下笔无方”:人格先于笔墨的价值论
李苦禅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他进一步阐释道:“人无品格行之不远,画无品格下笔无方。”
这一命题将传统文人画“人品即画品”的观念推向极致——从宋代郭若虚的“气韵非师”,到元代倪瓒的“聊以写胸中逸气”,再到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文人画传统始终将画家的精神境界视为绘画价值的最终来源。李苦禅的表述更具实践指向:人格的缺陷会直接导致笔墨的失范——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艺术本体论的判断。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为名利作画的行为:“为名利作画,画格人格越来越低下。”在他看来,绘画不是技术炫耀,不是市场交易,而是人格的外化。“字画如其人,艺术及人品之体现”——这是李苦禅对“画品即人品”最直白的表达。
这种“人格先于笔墨”的价值论,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李苦禅拒事伪职,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这份“铮铮骨气”不仅体现在人生选择中,也灌注到笔墨之中——大写意的核心在于“写”出画家的“意”,而“意”的品质,取决于“人”的品质。
3.2 “所谓人格,爱国第一”:民族气节的视觉表达
李苦禅将“爱国”置于人格的首位。“所谓人格,爱国第一”——这一提法将传统文人画的“人品”观念注入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内涵。
在传统文人画的价值体系中,“人品”主要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节操;李苦禅的“爱国第一”则将个人的道德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民族危亡之际,“爱国”成为最高的人物品格。
他的“爱国”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与艺术实践血肉相连的“写意”精神:他笔下威猛霸悍的苍鹰、挺拔不屈的墨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都是“人格”的符号化呈现。正如研究者所指出:“李苦禅画鹰就是画自己……要将自己的精气神通过笔墨呈现在画艺之中。”
这种“人格—笔墨—符号”的三位一体,使李苦禅的花鸟画超越了传统的“缘物寄情”模式,进入了现代“自我表达”的范畴。他画的是“鹰”,但更是“我”——一个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3.3 从“画品即人品”到“写意人格”的理论升华
李苦禅的贡献,不仅在于践行了“画品即人品”的传统理念,更在于将其系统化为“写意人格”的理论范畴。
这一理论升华的关键,在于他对“大写意”中“意”字的独特理解:“意”不仅是画面的意境,更是画家的“心意”“意念”“意志”——先于笔墨而存在的精神内容。正如他所说:“大写意画中所画,既有它本身之美,又有它之外的美;既是它又非它;或是借此而悟,作者与观者在借物而悟的过程中达到心心相印。”
这意味着,大写意的价值不在“画的是什么”,而在“是谁画的”“如何画的”——李苦禅的“写意人格”理论,将中国画的评价标准从“图像学”转向了“文化人格学”。与西方艺术从“再现”到“表现”再到“观念”的线性演进不同,中国画的“现代性”可以走“人格深化”而非“形式革命”的道路。
第四章 “笔墨本体”:以西润中的语言革命
4.1 双重起点:西画训练与齐门传承
李苦禅的道路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的艺术生涯始于西画,而非国画。
1919年,李苦禅赴京求学;1923年,他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后改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系统学习素描、速写和透视。这段学习经历,使他具备了一般传统国画家所不具备的造型能力和写实功底。
正是这种“双重视野”,使李苦禅的笔墨道路不同于纯粹的“传统派”。研究者指出:“他早年学习西方绘画后又拜白石老人为师学习中国画,但他不局限于齐门一家绘画”;另一位学者则更具体:“苦禅先生最早是学西画,他经过了一个非常缜密的西画的训练……在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中,直观看是看不到传统西方光影关系和色彩的,但是仔细去看,他的作品中会隐藏许多西画的逻辑和灰调子。”
这意味着,李苦禅并不是简单地将西画技法“移植”到国画中——作品中“看不到”直接的西画痕迹,但“隐藏”着西画的逻辑。这一“消化”过程,正是他以西润中、内化创新的关键;与完全从传统入手的齐门弟子不同,他的笔墨既能以大写意“得意忘形”,又能在需要时保持对物象的精准把握。
4.2 鹰的符号学:近现代最霸悍的视觉图腾
李苦禅笔下的“苍鹰”,是其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符号,也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最成功的“符号化”创造之一。中国历代不乏画鹰高手——从北宋徽宗的精工细写,到明代林良的古穆雄健,再到清代八大山人的孤郁奇崛,以及近现代齐白石的憨勇可掬。但李苦禅塑造的鹰,是独一无二的:
| 画家 | 鹰的风格 | 精神内涵 | 处理手法 |
|---|---|---|---|
| 林良 | 古穆 | 宫廷气象 | 工写结合 |
| 朱耷 | 孤郁 | 遗民悲愤 | 夸张变形 |
| 华喦 | 机巧 | 文人意趣 | 清新灵动 |
| 齐白石 | 憨勇 | 民间趣味 | 简拙有力 |
| 李苦禅 | 威猛霸悍 | 英雄气概 | 方折造型 |
李苦禅笔下的鹰,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对鹰眼和鹰嘴的处理——“眼睛棱角分明,嘴巴方折变形”,“鹰眼方直,比例很大”。这种“方折化”“几何化”的处理,既不同于传统工笔的精细写实,也不同于文人写意的柔逸飘逸,而是一种极具现代感的“符号化”表达。
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这一处理与李苦禅的西画背景密切相关:“他经过了一个非常缜密的西画的训练……李苦禅用大笔画花鸟,鸟的眼睛他画成方的,嘴画得很凶狠,他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都强化出来。”“方”与“圆”是中西方造型思维的重要分野——“圆”代表了中国传统“气韵生动”的审美理想,而“方”则更接近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几何抽象”与“构成主义”。李苦禅以“方”入画,实际上是在大写意的框架内,引入了某种“现代性”的造型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鹰在李苦禅笔下已经超越了“自然物象”的范畴,成为一种“人格符号”。正如研究者所说:“李苦禅画鹰就是画自己。”他画的不是自然界的鹰,而是自己的“精气神”——威猛、霸悍、顶天立地。“鹰即我,我即鹰”——这是一种“物我合一”的本体论飞跃。
4.3 “厚”的审美:积墨、焦墨与骨法用笔
李苦禅笔墨语言的另一大特征,在于“厚”——“笔厚气沉”“笔墨厚重豪放”,“他的作品整体所呈现的特点就是厚”。这一“厚”感的形成,有多重来源。
首先,来自于书法功力的深厚。李苦禅强调“画至书为极则”,认为绘画的最高境界必须以书法为基础。他的用笔“以书法入画,笔笔写出”,“自始至终,每下笔必垂直,必中锋”——这是在齐白石门下练就的“骨法用笔”功夫。
其次,来自于对金石碑版的研究。李苦禅早年对金石文字用力颇深,他曾说:“三代吉金文字与秦汉碑版,其线条‘平、圆、留、重’的特质,是为用笔之最高准则。”这与黄宾虹“金石入画”的理念一脉相承,但在李苦禅这里获得了更为激烈的外化——他的线条不仅有“金石味”,更有“刀斧味”。
第三,来自于对墨法的创造性运用。他善于运用积墨、焦墨、泼墨等多种墨法,在看似“一团黑”的画面中创造出丰富的层次和质感——这种对“黑”的重视与黄宾虹的“浑厚华滋”呼应,但精神取向不同:黄宾虹的“黑”是内敛、哲学的,李苦禅的“黑”是外放、表现性的。
李苦禅在“厚”的同时并未牺牲“透”。他的积墨法层层叠加却“笔笔见笔”,墨色虽重却不“闷”,中间留有空隙和透气之处。这种“厚中见透”的处理,使其作品既有北派的雄强,又有南派的灵秀,达成了“刚柔并济”的独特美学。
4.4 与齐白石、潘天寿的比较:大写意的三条路径
| 维度 | 齐白石 | 潘天寿 | 李苦禅 |
|---|---|---|---|
| 笔墨风格 | 简拙天真 | 险峻奇崛 | 厚重豪放 |
| 造型特征 | 似与不似之间 | 方折刚硬 | 方中寓圆 |
| 精神气质 | 民间趣味、天真烂漫 | 文人孤高、险中求胜 | 英雄气概、顶天立地 |
| 文化资源 | 民间艺术、青藤、八大 | 浙派、石涛、八怪 | 金石、碑学、西画 |
| 创新方向 | 雅俗共赏 | 一味霸悍 | 磅礴气势 |
齐白石的笔墨以“简”取胜——寥寥数笔,形神兼备,充满了“生”的趣味和民间艺术的活力。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文人画从“雅”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注入了“俗”的生命力。
潘天寿的笔墨以“险”著称——构图奇崛,用笔刚硬,“一味霸悍”,将文人画的“孤高”推向极致。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中西融合”成为主流的时代,坚守了中国画的“独立性”。
李苦禅的笔墨则以“厚”见长——力量雄强,气势磅礴,如黄钟大吕。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指向从“私人情怀”扩展为“家国气度”。三人共同构成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三足鼎立”——齐白石注入“民间性”,潘天寿坚守“文人性”,李苦禅升维“民族性”。
第五章 “以画阐道”:文人画的哲学维度
5.1 大写意的“层级论”:从绘画到哲学
李苦禅是一位“以绘画阐述中国哲学”的文人画家。他曾将艺术修养划分为清晰的层级:“单纯的绘画是小道;上一层是书法,需功力与修养;再上一层是中国传统文学,诗词歌赋,各种文体,需要更丰厚的积淀;再上一层是古代音乐,高雅玄妙,以高山、流水相伴,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天籁之音,甚而化为‘无弦之琴’,‘无声之乐’;最上一层为中国哲学,老庄禅易儒之本义。”
这一“层级论”将中国画的评价标准从“技”的层面提升到了“道”的层面——绘画的终极价值,在于是否承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李苦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通过文字来阐述哲学,而是通过笔墨来“画”出哲学——“以画阐道”。
5.2 题跋中的哲学:从《柳石栖雀图》到《春气生万物》
《柳石栖雀图》画面上只有一只鸟、一棵树,但题跋揭示了更深的内涵:“大界有鸟树,籍以造画图,形色天铸定,无有化有无。”短短二十字,将老子“有无相生”的哲学转化为视觉语言——以“形”与“色”、“有”与“无”的关系,概括地诠释了老子“美出自然”的观点。
《春气生万物》画的是母鸡孵小鸡的普通题材,题跋却使其升华为哲理:“春气生万物,混沌应时生,无谓卵有毛,动中出之静。”“混沌”既指天地未成形的元气状态,也形容生命孕育的不可分割的状态;“无谓”指无意义的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苦禅先生的答案是:生命形态在不停地转换和变化之中。
这两幅作品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李苦禅的“以画阐道”,不是将哲学概念“图解”为画面,而是将哲学精神“内化”为笔墨——他画的是“鸟树”,更是“有无”。
5.3 “戏画一理”:写意精神的通感维度
李苦禅对京剧艺术极为痴迷。研究者指出:“他酷爱京戏,他在京戏上下的工夫就注入他的艺术思想中。”他曾提出“戏画一理”的著名观点,认为戏曲与绘画在“写意性”上是相通的:戏曲与绘画具有“相似的程式法则”和“相通的‘写意性’”、“相同的艺术境界”。
“戏画一理”将大写意从“绘画技法”提升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范畴——写意不仅是绘画的方式,也是戏曲、书法、诗歌的方式。
第六章 结语:“苦禅学吾不似吾”的当代启示
6.1 “创造性转化”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中国画的变革,大致可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中西融合”派,以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为代表;二是“传统坚守”派,以金城、陈师曾、潘天寿为代表。
李苦禅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上述两条路径的“第三条道路”——以人格挺立和笔墨深化为双轮驱动的“内源性”现代转化。其核心逻辑是:中国画的现代性,可以不依赖形式上的“革命”,而依赖精神上的“深化”。当画家的人格境界达到新的高度,当笔墨语言被推向新的纯度——中国画就获得了不依赖外部参照的“内源性”生命力。
6.2 “人格—笔墨—符号”三位一体的理论贡献
李苦禅为20世纪中国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人格—笔墨—符号”三位一体的范式:人格是基础——“人格先于笔墨”;笔墨是呈现——“笔墨”不是描绘物象的工具,而是“人格”的直接外化,李苦禅的“厚”正是人格厚度的视觉显现;符号是升华——他笔下的鹰已不是自然界的鹰,而是“人格”的视觉符号,“鹰即我,我即鹰”。三者高度统一:正因为人格是“厚”的,笔墨才是“厚”的,他画的鹰才有“顶天立地”的气概。
6.3 对当代的启示
在一个“资本”与“流量”主导艺术评价的时代,李苦禅的“人格先于笔墨”命题无异于一声警钟:艺术的根本,不在“价格”,而在“价值”;不在“被多少人看到”,而在“画的是什么人”。中国画的未来,不在于“走向世界”的姿态,而在于“回到自身”的深度——当一个画家真正成为“大写的人”,他的笔墨自然就是“大写的画”。
正如齐白石赠予李苦禅的那方闲章所刻——“死无休”。真正的艺术探索,至死方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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