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研究库 › 曾梵志 › 学术性论文
学术性论文 · AL-0552

面具的祛魅:曾梵志的“表演性主体”与绘画语言的自我超越

公开阅读 5.3k 字 AIRS A+
曾梵志 Zeng Fanzhi | 中国 | 1964- | 面具·乱笔

面具的祛魅:曾梵志的“表演性主体”与绘画语言的自我超越

摘要

曾梵志(1964— )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被公认为中国“新表现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1994年至2004年间创作的《面具系列》,将都市人的社交表演转化为一种可被观看的视觉诊断,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曾梵志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面具的祛魅”——他不是在“描绘”都市人,而是在“解剖”都市人的“表演性”,通过将“面具”从“社交工具”还原为“异化的物质证据”,使绘画成为一场关于“真实”与“表演”的持续追问。

关键词:曾梵志;面具;拟剧理论;乱笔;绘画语言;自我超越

第一章 绪论:一张微笑的面具

1.1 1994年的“面具”:一个符号的诞生

1994年,曾梵志从武汉移居北京不久,开始了《面具系列》的创作。画面中的人物“身穿量身定制的深色西装,衣着时尚”,戴着“硕大的、微笑的、没有表情的白色面具”。“硕大的右手夹着一只燃烧着的雪茄,彰显其社会地位”,“嘴角挂着成功者惯有的微笑,目光径直投向观者”。

曾梵志本人对这一形象的解释:“把它画得特别灿烂,但也特别的虚假,就像舞台上的一种布景。人都是一种自我安慰,等着谁来拍照、很做作的姿态,包括人的手,一种假装出来的得意的城里人的姿态”。

“假装出来的得意”——这一判断揭示了《面具系列》的核心:它不是“描绘”都市人,而是“解剖”都市人的“表演性”。曾梵志从武汉的“协和医院”系列中对“痛苦”与“死亡”的直白呈现,转向了北京都市生活中对“虚伪”与“无聊”的尖锐批判:从“面对生命的残酷”转向“面对社交的假面”。

1.2 文献综述:从“国族寓言”到“拟剧理论”

“国族寓言”的传统框架。韩振华2014年发表于《艺术设计研究》的论文《After“国族寓言”?——从曾梵志〈最后的晚餐〉说起》代表了这一方向。该研究指出,“曾梵志画作具有强烈的‘国族寓言’性质”,这一性质“是其画作成为包括艺术市场在内的整个艺术界的兴奋源点”。

“拟剧理论”的当代转向。邓妍2026年发表于《美与时代(中)》的论文《拟剧理论视域下对曾梵志〈面具系列〉(1994-2004)多重情感的解读》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框架。该研究“从拟剧理论出发,结合油画作品的技法、颜色、构图等美术语言”,分析曾梵志如何“通过面具这一核心符号,以及手、红领巾和西装等元素的运用,深刻地揭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个体面临的各种情感与身份困境”。

“西方模版”的比较框架。《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西方模版》一书将曾梵志置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谱系中,指出“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有方力钧、曾梵志等”。这一框架揭示了曾梵志早期“协和医院”系列的“表现性”语言来源,但也暗示了其艺术面临的核心张力:如何在“西方模版”的基础上建立“独一无二的语言”。

1.3 章节结构

第二章以《面具系列》为核心,引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第三章以“乱笔”的诞生为转折;第四章以《麦田》与晚期创作为终点。

第二章 表演的解剖:拟剧理论视域下的《面具系列》

2.1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前台与后台

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拟剧理论”:社会互动如同戏剧表演,个体在“前台”呈现一种“理想化的自我”,而在“后台”则卸下表演,呈现“真实的自我”。戈夫曼的核心洞见是:“自我”不是“实体”,而是“表演的产物”,“产生于被呈现的场景之中”。

曾梵志的《面具系列》正是这一理论的视觉化实践:西装、领带、雪茄、手表等“道具”构成了戈夫曼所说的“前台装置”,而“面具”是其核心符号——在戈夫曼的框架中,它不是“虚伪”的象征,而是“社交”的必要条件。曾梵志的批判不在于“揭露面具”,而在于“呈现面具的运作机制”。

2.2 “假装出来的得意”:表演的“过剩”与“失败”

《面具系列》的核心视觉张力在于表演的“过剩”。画面中的人物“多以面无表情呈现,少数展现出空洞的大笑、流泪、呐喊和尖叫等情绪”。这些“情绪”的“过剩”——夸张的“笑容”、不自然的“目光”、扭曲的“姿态”——揭示了戈夫曼理论的核心悖论:当“表演”被“过度执行”时,它就会“暴露”自身的“表演性”。

“硕大的右手夹着一只燃烧着的雪茄”——这只“硕大”的“手”是表演“过剩”的典型例证:手“不合比例地夸大”,成为“画面中最具表现力的视觉符号:在看似从容的外表下,无法掩饰的紧张与不安悄然流露”。

2.3 “面具”作为“异化的物质证据”

在“拟剧理论”的框架中,“面具”是“社交工具”。但在曾梵志的绘画中,“面具”是“异化的物质证据”。它不再是“主动的扮演”,而是“被动的附着”——人物不是“选择”戴上面具,而是“被要求”戴上面具。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西方模版》一书精确揭示了这一逻辑:“‘面具’作为形式符号,揭示了人的虚伪性和整个社会对人的异化。社会人都在扮演着某种角色,带着无形的假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逢场作戏,充满虚伪和误解,即使表面的亲密,也难以抹去实际的隔膜”。

这一逻辑使《面具系列》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诊断书”: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重组了社会关系,传统的“集体身份”被“个体竞争”替代,“社交表演”成为“生存策略”。曾梵志的“面具”捕捉了这一刻的“精神症候”——当“真实”无法被“呈现”时,“表演”就成了“唯一真实”。

第三章 乱笔的叛乱:从“符号”到“笔触”的转向

3.1 2002年的“我们”:形象的“消解”

大约在2002年,曾梵志开始了从“面具”向“乱笔”的转型。《超越“面具”的曾梵志》描述道:“在后‘面具’阶段,他寻找到一种消解形象的趣味,利用画笔和油性颜料的性质,制造出介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螺旋形线条组合,营造独特的肌理。他以一种坚决地姿态,抽象化他笔下的人物,直至‘我们’彻底消失”。

“我们”系列是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画面中,面具被“拆解”为“螺旋形线条”的“无序组合”,人物的“脸孔”不再是“面具的载体”,而是“线条的战场”。曾梵志以“自由的线来回在人物面部运行缠绕,破坏视觉的完整感,形成一种涂抹、否弃、销毁的错觉”。

3.2 “乱笔”:以“错误”为方法

2003至2004年,曾梵志进入了他创作生涯“最重要的转型期”。他“以单手夹两笔的方法,在画布上涂抹无序缠绕的线条”,“这个过程既受理性的控制,又不无‘顺着笔来画’的无意识律动”。

“乱笔”的核心方法论是以“错误”为方法。雅昌的拍品专文指出:“越是试图去修改这些错误,反而造成新的错误,这是在正常的右手思维中难以出现的。曾梵志在这个整体中发现了破坏的力量,干脆彻底用这种方式来创作,造就了‘乱笔’风格”。

这一“以错误为方法”的策略是曾梵志对自身“表现主义”风格的自我超越。《超越“面具”的曾梵志》指出,曾梵志“实际上完成了某种对自己成熟的表现主义风格的超越”,他“似乎想从传统绘山水画中去寻找一个新的、与自己吻合的气质”(吕澎);但他“没有引用任何古代的图式”,而是“用‘线丛’改写或消解的对象,依然是自己一直热衷的题材”。

3.3 《安迪·沃霍拍照》:转型期的“完美标本”

《安迪·沃霍拍照》(2005)是曾梵志转型期“最有典型意义的成熟作品”。画面依据的是一张旧照片:安迪·沃霍在1974年为前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拍照。曾梵志的创作“除了向艺术偶像致敬外,主要还是照片的形式触动了他的灵感”。

《安迪·沃霍拍照》的核心操作是空间的“割裂”与“荒诞化”。曾梵志“弱化了人物间的空间透视,将沃霍从小稿的前景位置向画面深处推移,让两个人物构成一种散点透视式的平行并置,割裂了原本的逻辑关联,使二人的动作、神态都变得毫无关系,从而凸显出一种无来由的荒诞感”。“无规则的线条充斥整个画面,有一些是有意义的,如局部轮廓、香烟的烟雾,大多数却是无来由的,似乎是划痕或污迹”。

这一“荒诞感”是曾梵志从“面具”的“社会批判”向“乱笔”的“绘画本体追问”转向的核心信号:在《面具系列》中,“荒诞”是“社会的”——它是“都市人的表演性”;在《安迪·沃霍拍照》中,“荒诞”是“绘画的”——它是“形象与线条的冲突”。

第四章 跨时空的对话:从“国族寓言”到“绘画本体”

4.1 梵高美术馆的邀请:一次“自我辨认”

2017年,曾梵志受荷兰梵高美术馆邀请,围绕梵高的生命经验与艺术世界展开创作。作为“首位在该馆举办个展的在世艺术家”,曾梵志“耗时近两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五件(组)近作”。

雅昌的拍品专文揭示了这一展览的“自我辨认”功能:“这组创作并非简单的临摹或致敬,更像是一次以他者为镜的自我辨认”。曾梵志在与梵高的“对话”中,不仅“辨认”了梵高,更“辨认”了自己绘画语言的“东方性”。他在采访中坦言:“梵高看到更多的是色彩,而不是三维的物体。”这句话道出两位艺术家的深层共鸣:他们都不满足于再现眼前之物,而试图将内在经验转化为可见、可感的视觉力量。

4.2 《麦田》:覆盖、破坏与重构

《麦田》(2017)是曾梵志“乱笔”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其灵感源自梵高生前的最后绝笔《麦田与鸦群》。

《麦田》的绘画方法精确体现了“乱笔”系列的核心逻辑:“建构—破坏—重构”。曾梵志“先在画布上重现了前作,随后又以标志性的‘乱笔’笔触将前者层层覆盖,仅在局部隐约流露出前者的视觉结构”。“画面中,纵横交错的笔线不断地生长、蔓延,在遮蔽背景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画面的内部秩序。远观时,麦田与天空依然清晰可辨;近看时,所有形象又悄然消融,呈现出纯粹的视觉节奏与强度”。

美术史学家理查德·西弗对《麦田》的评价揭示了这一方法的“对话性”:“它所呈现的不再是光的时内时外,时明时灭,而是两个人的脉搏在一起振动,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相距万里,分隔百年,却得以通过他们绘画的笔触,他们所留下的印记,在情意上彼此相通”。

4.3 从“面具”到“笔触”:绘画语言的自我超越

曾梵志201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被问及“乱笔”的“树枝”符号,他回答:“西方人一开始觉得这是一种表现主义的笔触。早期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到了后来,我开始认为这些树枝和中国传统书法关系更大。所以画画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笔触的节奏和神韵,相信每一笔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和内在的美。这和西方的表现主义是不同的,不是因为西方表现主义肤浅,而是它更以笔触的外部视角为特征,而书法则更与内心的状态有关”。

这一从“表现主义”向“书法性”的转向,是曾梵志“绘画语言自我超越”的核心逻辑:在《面具系列》中,绘画语言服务于“符号”(面具);在“乱笔”系列中,绘画语言成为“主题本身”。

第五章 结语:面具的遗产

曾梵志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关于“真实”与“表演”的漫长追问。从1994年《面具系列》到2017年《麦田》,他以“面具”为符号、以“乱笔”为方法、以“覆盖—重构”为策略,完成了一次关于“绘画能否超越符号”的追问:社会诊断上,他将“拟剧理论”的前台/后台转化为视觉诊断,使“面具”从社交工具还原为异化的物质证据;语言探索上,他以“以错误为方法”的策略超越了自身表现主义风格;本体追问上,他让“笔触”成为对话的媒介。

曾梵志在《虎》的创作中描述了自己的绘画状态:“对于艺术家而言,绘画,为了‘观看’、为了‘感受内心’,他的绘画方式不单释放了艺术家本人的创作能量,达到自由无罣礙的精神超越”。这句话点出其全部实践的核心:绘画的“力量”不在于它呈现了什么符号,而在于它如何让笔触“运动”起来——他的遗产不是“符号的纪念碑”,而是“笔触的现场”。

参考文献

[1] 超越“面具”的曾梵志——《安迪·沃霍拍照》[EB/OL]. 中国美术家网.

[2] 邓妍. 拟剧理论视域下对曾梵志《面具系列》(1994-2004)多重情感的解读[J]. 美与时代(中), 2026(1): 61-66.

[3] 韩振华. After“国族寓言”?——从曾梵志《最后的晚餐》说起[J]. 艺术设计研究, 2014(1).

[4]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西方模版[M].

[5] 永樂2026春拍|曾梵志对话梵高:“乱笔”系列集大成之作《麦田》[EB/OL]. 雅昌新闻, 2026-05-18.

[6] Qin, Amy. Interview with artist Zeng Fangzhi[N]. Sinosphere, NYT, 2016-09-22.

[7] 永樂首拍|《虎》——曾梵志绘画的当代性[EB/OL]. 雅昌新闻, 2020-10-07.

[8] 谷云. 隐喻[EB/OL]. ARTLINKART.

[9] 雅昌艺术网. Page 121 - 当代艺术夜场(一)[EB/OL].

[10] Christie's. Untitled (Lot Essay)[EB/OL].

[11] 刘少牛. 中国油画图式研究[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个案研究报告曾梵志 · 个案研究报告综合点评面具的祛魅:艺术鲤研究团队对曾梵志的多元点评
本文为研究性文档,不构成投资建议,不构成任何收益承诺。引用数据以文中所注日期为准,月度指数快照见 数据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