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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论文 · AL-0551

血缘的图式:张晓刚的“记忆场域”与集体肖像的视觉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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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 Zhang Xiaogang | 中国 | 1958- | 大家庭·记忆

血缘的图式:张晓刚的“记忆场域”与集体肖像的视觉考古学

摘要

张晓刚(Zhang Xiaogang,1958— )是中国当代艺术最具标志性的艺术家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F4”之一。他1993年至1995年间创作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以“光斑”和“红线”为核心符号,将文革时期的家庭老照片转化为“不能言明也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的视觉档案。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张晓刚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记忆场域”的建构——他不是在“描绘”历史,而是以旧照片为媒介,将个体的“失忆”与集体的“记忆”之间的张力,转化为一种可被观看的视觉考古学。本文追溯从1993年《血缘》系列的诞生到2000年代《失忆与记忆》的转向,剖析其“照片绘画”方法论的形成、对里希特与沃霍尔的接受与变异、以及“光斑”与“红线”作为“私密符号”的运作机制。

关键词:张晓刚;血缘;大家庭;记忆场域;照片绘画;变异学

第一章 绪论:一张老照片的考古学

1.1 1993年的“血缘”:一个图式的诞生

1993年,张晓刚开始创作《血缘—大家庭》系列。这一系列的核心视觉元素直接来自他对“私人家藏的旧照片”的发现。他在1995年的《自述》中精确描述了这一来源:“构成近期作品的因素,除了历史和现实所赋予我们的复杂心理外,直接的灵感来源出自私人家藏的旧照片,以及中国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炭精素描画像”。

张晓刚并非简单地“复制”老照片。他的策略是对照片的“转化”:将文革时期标准的家庭合影,转化为一种“脸谱化的肖像”。这些肖像“被凝固”在“过去与永恒之间悬空的一刻”。画面中人物面部标志性的灰黄色光斑和连接人物的细红线,成为跨文化的视觉语言。

四川美术学院2024年的学位论文《时间的痕迹——张晓刚绘画艺术研究》精确概括了这一系列的核心:“‘历史’与‘记忆’一直是张晓刚最关注的创作主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

1.2 文献综述:从“集体记忆”到“变异学”

张晓刚的学术研究已形成跨越二十余年的谱系。

“集体记忆”的传统框架。韩国KCI 2016年的论文《历史,记忆与中国式“家庭”》将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与哈金的小说并置分析,指出“作为历史以及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文化大革命至今仍然影像着中国的社会全盘。这种记忆和影像如同血缘作用一般,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精神谱系的一部分”;并指出张晓刚的作品“不再将叙事和描写的要点放在文革的现场和惨象暴露上,而是转向文革的背后和文革结束以后”。

“变异学”的当代转向。2025年《中外文化与文论》的论文《变异学视域下张晓刚“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探析》指出,张晓刚的系列“受到了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的‘照片绘画’、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现成品图像复制和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作品中特有的‘红线’符号的影响”,并在“接受上述影响的同时,基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身份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异实践并取得成功”。

1.3 章节结构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第二章以“照片绘画”的跨文化变异为核心,论证张晓刚如何接受里希特与沃霍尔的影响并基于自身文化身份进行创造性转化;第三章以“血缘—大家庭”的符号系统为核心,论证“光斑”与“红线”如何将集体记忆转化为“私密符号”;第四章以《失忆与记忆》的转向为终点,论证张晓刚如何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体心理现实”。

第二章 照片绘画的变异:从里希特到张晓刚

2.1 里希特的“照片绘画”:模糊作为方法

张晓刚对里希特的接受是其“照片绘画”方法论的核心来源。里希特以“照片绘画”(photo painting)闻名,其核心策略是以照片为起点,以绘画为终点——照片的“索引性”被绘画的“物质性”所“替代”,而“模糊化”则是其核心的技术手段。

张晓刚在接受里希特影响的同时,进行了根本性的变异。里希特的“模糊”是技术性的——它“抹去”照片的“清晰度”,使图像“悬浮”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张晓刚的“模糊”是心理性的——它“抹去”人物的“个性”,使肖像“悬浮”在“个体”与“集体”之间。

2.2 沃霍尔的“现成品图像复制”:从“机械”到“手工”

沃霍尔的“丝网印刷”是“机械的”——它“复制”图像,使“原创性”被“无限重复”所“消解”。张晓刚的“手工复制”是“身体的”——它“重复”老照片的“图式”,但每一次“重复”都携带着“手的痕迹”和“时间的重量”。

这一“从机械到手工”的变异揭示了张晓刚“照片绘画”的核心逻辑:他不是在“复制”照片,而是在“修复”记忆。沃霍尔的“复制”是“冷漠的”——它“庆祝”消费文化的“无深度”;张晓刚的“修复”是“痛苦的”——它“哀悼”集体记忆的“不可修复”。

2.3 弗里达·卡洛的“红线”:从“连接”到“束缚”

张晓刚的“红线”符号直接受到弗里达·卡洛的影响。卡洛的“红线”在《两个弗里达》等作品中象征“血脉”和“连接”。张晓刚将这一符号变异为“束缚”的隐喻。

在《血缘—大家庭》中,“一根象征血缘纽带的细红线,把三人连接在一起”。这根线既是“连接”的——它维系着血缘的“牢不可破”;也是“束缚”的——它暗示着个体在集体中的“消融”。张晓刚本人对这一悖论的表述极为精炼:“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第三章 血缘的图式:光斑、红线与私密符号

3.1 “光斑”:作为“异质性”的符号

张晓刚的“光斑”是其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査常平的分析指出,孩子头像的灰黄色“分别以两小色块烙在父母灰色的脸上”,这一“艺术色彩图式的张力”体现了艺术家“企图借助色彩图式的差异,呼唤人性的差异性与异质性”。

这一“异质性”是理解“光斑”的核心。在《血缘—大家庭》的“统一”图式中,“光斑”是唯一的“差异”——它“打破”了集体肖像的“同一性”,暗示着“个体”在“集体”中的“残余”。“光斑”不是“装饰”,而是“失忆”的“物质化”:当集体记忆“抹去”个体的“面容”时,“光斑”是“面容”留下的“痕迹”。

3.2 “红线”:作为“私密符号”的“不可征用性”

黄专编著的《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精确揭示了张晓刚“私密符号”的运作机制:“他在‘风景’系列中征用的钢笔、日记本、灯泡、木床(桌)等,这些符号都成了张晓刚的‘私密符号’了,他人依然不得征用了。谁征用,谁就会被嫌疑是抄袭”。

这一“不可征用性”揭示了张晓刚“血缘图式”的核心悖论:他的符号是“公共的”——它们来自“大街小巷的旧照片”;但他的符号是“私密的”——它们“只属于”张晓刚。这一悖论使张晓刚的“血缘图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公共的私密符号”。

3.3 “大家庭”的“包容性”:从“极简”到“丰盈”

张晓刚在《大家庭与张晓刚的对话》中精确描述了其图式的“包容性”:“我在画《大家庭》时,尽管追求画面视觉上的极简效果,但我非常注重的一个要点就是它的包容性,形象上的、语言技法上的、文化资源和信息上的包容性”。

他的画面在视觉上是“极简的”——统一的灰色调、标准化的肖像、重复的构图;但在文化上是“丰盈的”——它“包容”了文革记忆、家庭伦理、集体心理、个人创伤。这一“极简”与“丰盈”的张力,使张晓刚的“血缘图式”成为“可被无限解读的视觉迷宫”。

第四章 失忆与记忆: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心理现实”

4.1 2000年的转向:从“大家庭”到“失忆与记忆”

2000年后,张晓刚的创作发生了显著转向。他“有意地将物件(比如灯泡、钢笔)抽离出来,促使物件本身承载其诉求和意义的表达”。这一转向标志着张晓刚从“集体叙事”向“个体心理现实”的转变。

黄专的分析精确揭示了这一转向的核心逻辑:“如果说,《大家庭》式的历史叙事主要讲述个人在集体中的命运,那么,《失忆与记忆》则要叙述一种更为微观的心理现实”。

4.2 “失忆”作为“生存本能”:张晓刚的自我诊断

张晓刚在书信集中精确描述了“失忆与记忆”的心理内容:“我们因为‘记忆’而感到自己拥有了许多财富。同时在面对快速变幻的时代中,却又因为我们太多的‘记忆’而‘负债累累’,肩负着沉重的包袱。在此情形下‘失忆’似乎又成为某种使我们能得以走向未来的生存本能”。

这一“自我诊断”揭示了张晓刚“记忆场域”的核心张力:“记忆”是“财富”——它赋予个体“身份”;但“记忆”也是“负债”——它“阻碍”个体“走向未来”。张晓刚的“失忆与记忆”不是关于记忆的绘画,而是作为记忆的绘画。

4.3 “混合型人格”: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

张晓刚在书信集中进一步揭示了“失忆与记忆”的文化政治维度:“我们生活在一个‘西方的概念’之中。我们的记忆在这些虚假的环境之中,或者被封存在一些书籍、照片、电影之中了,或者在某种变异之中转换成了某种混合的记忆,它使我们成了今天的一个具有两重性(甚至多重性)的混合型的人格”。

这一“混合型人格”的诊断使张晓刚的“记忆场域”从“文革记忆”扩展到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焦虑。他的“失忆与记忆”是关于在“盗版的西方世界”中“寻找自我”的绘画。

第五章 结语:记忆的遗产

张晓刚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关于“记忆”的漫长追问。从1993年《血缘—大家庭》的诞生,到2000年代《失忆与记忆》的转向,他以“照片绘画”为方法、以“光斑”和“红线”为符号、以“私密符号”的“不可征用性”为壁垒。

其核心可概括为三个层面:方法论上,他以“照片绘画”的跨文化变异,接受里希特与沃霍尔的影响,但基于自身文化身份进行创造性转化,使“照片绘画”从“技术”转化为“记忆的考古学”;符号上,他以“光斑”和“红线”将集体记忆转化为“私密符号”;心理上,他以“失忆与记忆”将“集体叙事”转化为“个体心理现实”,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混合型人格”的身份焦虑。

张晓刚在书信集中概括了其全部实践:“艺术首先应该是个人的,然后才是公共的。当然,如果你进入历史,艺术又再次成为个人。”他的“血缘图式”不是关于历史的绘画,而是作为记忆的绘画——当照片成为记忆的载体时,绘画是否还能被称为“绘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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