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传统”——赵无极“抒情抽象”艺术体系的跨文化建构与本体论意义
摘要
赵无极(1920-2013)是20世纪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华人艺术家之一,2002年当选法兰西艺术院终身院士。他的个案在中西艺术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既不是“中西融合”派的简单调和,亦非“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一条以“抒情抽象”为旗帜、以“两个传统”为根基、以“宇宙空间”为归宿的跨文化创造之路。
本文以“抒情抽象”的理论建构与跨文化实践为核心视角,考察赵无极的艺术道路、风格演变与思想脉络。赵无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中国传统书画的“笔势”精神——“气韵生动”、“书画同体”、狂草笔意——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色彩、形式语言熔于一炉,创造了超越东西方分野的“宇宙语言”。其创作可划分为“具象与克利影响时期”(1948-1954)、“甲骨文时期”(1954-1958)、“狂草时期”(1959-1972)、“泼墨与晚期变法”(1970年代后)四个阶段。“甲骨文时期”是他从克利影响中挣脱、回归自身文化根源的关键转折,自创的符号语言兼具文字的神秘感与绘画的纯粹形式美;“狂草时期”则是他提纯艺术语言、走向完全抽象的重要阶段,画面充满戏剧性的张力与爆发力。
赵无极个案的核心启示在于: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创造,可以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回归传统”,也不是“融入西方”,而是在深刻理解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第三种语言”。这种“本体论转向”——从“画什么”到“怎么画”再到“画面本身是什么”——使他的艺术超越了具体的文化归属,成为“普世的抽象语言”。
关键词:赵无极;抒情抽象;甲骨文时期;狂草时期;跨文化;东西融合;宇宙空间;笔势
一、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美术史的书写中,赵无极(1920-2013)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他是“抒情抽象”(Lyrical Abstraction)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2002年当选法兰西艺术院终身院士的华人艺术家,是东西文化对话的标志性人物。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待深入:赵无极艺术的独特性究竟何在?是“中西融合”的又一成功案例,还是某种超越“融合”范畴的“本体论创造”?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在赵无极回顾展的评述中提炼出他艺术生命的三个关键词:“甲骨文时期、狂草时期、泼墨时期,构成他完整的艺术生命”。这种分期本身即提示:赵无极的艺术道路,不是“从中国到西方”的单向旅程,而是“从西方重新发现中国”、再从中国走向“宇宙”的往返旅程。这种“通过抽象回归传统”的方式,与传统的“中西融合”有着本质区别。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赵无极的艺术体系可以概括为“抒情抽象、两个传统、宇宙空间”三位一体。“抒情抽象”是其美学主张,“两个传统”是其文化根基,“宇宙空间”是其哲学归宿。他的艺术实践超越了“中/西”“古/今”的二元对立,创造了一种“无分界”的普世语言。
1.2 研究综述
赵无极研究已是一个积淀深厚的领域,相关成果可归纳为四个方向。
其一,风格演变的分期研究。李敏綺的硕士论文《论赵无极抽象绘画作品中展现之中国符号元素——以甲骨文时期为例》将赵无极的创作分为具象时期(1935-1947)、具象到抽象的转接时期(1948-1953)、克利式抽象时期(1954-1956)、抒情抽象时期(1957-1961)、“动作派”绘画时期(1962-1972)、斑点时期(1973-1986)、幻化时期(1986-2013)七个阶段。这一分期框架为理解赵无极的风格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坐标。
其二,“笔势”文化性的溯源研究。有学者追溯赵无极“笔势”的文化根源,指出其作品“产生具有西方三维空间和中国‘书画同体’的实践性美学特征”。
其三,跨文化实践研究。“文化的摆渡者——赵无极中西融合的艺术”一文,通过分析赵无极“在海外个展、作品收藏、艺术学院任教、与海外知名艺术家联合创作等多样交流传播途径”,展示了其“将东方文化元素和笔墨特色”进行跨文化转化的过程。
其四,市场表现研究。徐子林在《赵无极的市场价值评析》中,将赵无极60余年的市场运作划分为“一级市场基础牢固,藏家分布广泛”(1950-1985)、“稳步提升二级市场”(1985-2013)、“两股力量呵护市场:热钱介入”三个阶段。
现有研究多聚焦“风格描述”或“市场分析”,未能深入揭示赵无极艺术的本体论意义。本文尝试以“抒情抽象”为理论框架,将赵无极的艺术实践提升到“如何创造普世语言”的高度加以审视。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以风格演变为线索、以跨文化为视角、以本体论为归宿”的三层递进方法。史料层面,主要依据赵无极的代表作品、学术著作以及同时代人的评述;理论层面,借鉴“抒情抽象”研究的最新成果,将赵无极置于20世纪现代主义与跨文化实践的双重语境中考察;方法论上,尝试超越“中西融合”的传统分析框架,从“宇宙空间”与“无分界”的本体论视角理解赵无极的艺术。
第二章 艺途三折:赵无极风格演变的三重奏
2.1 “两个传统”的起点:杭州艺专的跨文化基因(1935-1948)
赵无极的艺术起点,是一个“双重传统”的起点。
1934年,14岁的赵无极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与吴冠中、朱德群同为林风眠的学生。杭州艺专是中国最早推行“中西融合”教育的美术院校之一——校长林风眠留法归来,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正是在这里,赵无极接受了跨文化的“双重训练”:既有中国传统书画的临摹功夫,也有西方写实主义的造型训练。
家族背景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养分。他生于艺术世家,“在江南小城南通一个自由、宽容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博学多才的祖父、收藏殷墟甲骨和米芾的父亲、从欧洲带回时尚杂志和米勒画作明信片的叔叔,都深深影响了他对艺术的热爱”。祖父收藏的殷墟甲骨,为后来的“甲骨文时期”埋下伏笔;父亲收藏的米芾书法,滋养了他对“笔墨”美学的早期感知。
1941年,赵无极毕业并留校任教。1948年,在林风眠的建议下,他远赴巴黎留学。临行前林风眠的话——“到巴黎后,不要只在学校里学,要去博物馆看,去画廊看,去认识艺术家”——成为他艺术生涯的指南针。
2.2 从克利到甲骨文:在西方语境中“重新发现中国”(1948-1958)
克利时刻:找到“用西方语言说东方话”的钥匙
赴法之初,赵无极的作品仍带有巴黎画派的具象印记。1951年,他在瑞士见到保罗·克利(Paul Klee)的原作,顿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潜能。克利画中那些如符号般的线条、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诗意表达,让赵无极看到了“用西方语言说东方话”的可能性。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评述指出:“受克利启发,赵无极找到了中西艺术融合的突破点,他尝试终止具象表达,通过在作品中加入甲骨文字元素,他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一“回归”具有深刻的反讽性:他是在巴黎——西方现代艺术的首都——重新发现了中国。
甲骨文时期(1954-1958):自创符号的本体论飞跃
1954年起,赵无极开始在画布上刻画自创的古朴字形——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为灵感,用想象的符号创造形体,营造空间。这些“甲骨文”式的符号,既是“字”,又非“字”;既有东方古老文字的神秘感,又具有抽象绘画的纯粹形式美。
“甲骨文时期”的突破意义在于:他从克利的影响中挣脱,建立属于自己的视觉语言——不是模仿克利的符号,而是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中提炼出“类文字的抽象符号”。这些符号不是“可读的”文字,而是“可感的”形象:唤起观者对“远古”的想象,却不传达任何具体的语义。
李敏綺在研究中指出:“甲骨文时期是赵无极在找寻自身认同的一个突破点,也作为接衔和开启后期为人们所认识与推崇的抽象抒情绘画的转折点”。从杭州艺专到巴黎画派,再到甲骨文时期——赵无极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从“中国画家”到“国际艺术家”的身份转换,从“具象描绘”到“抽象表达”的语言转换,以及从“向西方学习”到“用西方语言说东方话”的文化定位转换。
2.3 狂草时期:抽象表现主义的东方回响(1959-1972)
1950年代末,赵无极前往美国游历,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开启绘画语言的第二次变革。他将情感与艺术语言的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符号消解于色彩之间,狂草笔法尽情表达内心世界。这一时期他以创作日期为作品命名,不再以任何绘画语言之外的方式引导观者,已然成为纯粹的抽象画家。
“甲骨文时期向狂草时期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符号的秩序’向‘笔势的自由’的转变”。如果说“甲骨文时期”的赵无极还是一个“语法建构者”——精心设计每一个符号的形态与位置,那么“狂草时期”的赵无极则已成为“语法解放者”——笔触如草书般飞动,色彩如交响乐般激荡。与波洛克、德库宁等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不同,赵无极的“狂草”仍保留着东方书画的“笔意”——每一笔都有起承转合,都有呼吸与节奏,而非纯粹的“泼洒”与“行动”。
有研究将赵无极1962-1972年的创作命名为“‘动作派’绘画时期”。但更准确的定位或许是“抒情抽象”的巅峰:美国“行动绘画”强调“行动”本身——波洛克“滴画”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赵无极的“抒情抽象”则强调“情感”的抒发——画面是内在感受的直接外化,笔触是心灵状态的视觉记录。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对这一时期的美学特征概括道:“60年代,赵无极的作品大致以红、黄、蓝原色为作品主调,画面中心常以黑、白油彩线条堆砌力量感,黑、白同样常用于处理光线来源,借助狂放笔法表现画面的动态,鲜亮的颜色在视觉上呈现扩张性”。红、黄、蓝的“原色力量”代表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革命,黑、白的“哲学深度”则暗合中国水墨画的黑白美学。
2.4 泼墨与晚期变法:从“狂草”到“空灵”(1970年代后)
1972年,赵无极第二任妻子陈美琴离世,他一度陷入创作上的消沉。在好友亨利·米修的引导下,他“回身从传统水墨画中汲取养分进行创作,并在其中找到了灵魂的慰藉与创作自由”。这一“水墨回归”,使其晚期的油画更加空灵、通透,色彩更加轻盈、明亮。
“泼墨时期”(或“斑点时期”)是赵无极艺术的第三次转型。他晚年的油画出现大片“留白”,笔触从“狂草”的激烈转向“闲草”的平和。这种“晚期风格”不是创作力的衰退,而是“技进乎道”的标志——当技术已炉火纯青,当激情已化为从容,画面便呈现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学境界。
赵无极晚年的自我反思揭示了这条道路的内在逻辑:“我自中国走出,使我能再走向中国”。“走出中国”是为了获得“世界性”的视野——在巴黎,他得以跳出“在地者”的身份,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根源;“再走向中国”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而是带着“世界性”的文化自信,重新拥抱自己的传统。
1980年代后,赵无极数次回到中国,在唐宋传统和自然山水之间追寻水墨与油画的自然结合。他晚年自述,在范宽和米芾的时代,不能说他们是“中国画家”,因为“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突破时空疆界的绘画语言”。这句话也是赵无极对自己的定位——他不是“中国画家”,也不是“法国画家”,而是“世界画家”。
第三章 “笔势”之魂:赵无极绘画语言的本体论分析
3.1 “笔势”的文化性溯源:从上古铭文到狂草
赵无极的“笔势”,是其绘画语言的核心。有学者进行专门的溯源研究,指出赵无极作品中“光色变幻的笔墨印迹”与“传统意象的独特韵律”之间存在深层关联,其美学内核的嬗变过程“在东方传统文化框架下如何生发‘中式’的笔触概念”。
这一“笔势”的文化谱系,至少包含三个层次:青铜铭文的金石气、狂草的书写性、水墨的氤氲感。赵无极在“甲骨文时期”直接从殷墟甲骨和青铜铭文中获取灵感,将铭文线条的“迟涩”“凝重”转化为油画的笔触;“狂草时期”的用笔则充满“飞白”“连带”“顿挫”,完全是草书笔法的油画转译;晚期作品出现大面积的“泼墨”式晕染,将水墨的偶然性与不可控性引入油画,创造出介于“控制”与“失控”之间、具有独特生命力的画面。
赵无极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将中国书画的用笔“移植”到油画中,而是经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转化”后,再融入中国书画的精神,这是一种“双重转化”。
3.2 色彩与空间:赵无极的宇宙观
赵无极的作品常被称为“宇宙风景”——它们不是对自然山水的再现,而是对宇宙空间的想象。这种“宇宙空间”的美学,源于他对中国古典山水画空间观念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山水画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在赵无极这里被转化为“色彩的空间层次”。他以色彩的冷暖、明暗、纯度来建构画面的“深度”,而非西方古典绘画的透视法,使画面具有一种“可游可居”的空间感。
中国古典美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赵无极的画面空间正为这种境界提供了“可视化”的通道。他晚年的作品留白越来越多——在《向马谛斯致敬》等作品中,画面大面积留白,只有寥寥几笔色彩点缀其间。这种构图让人联想起南宋“马一角”马远的边角构图,极简而意蕴深远。这也印证了他从1959年开始“以作品完成日期为画名”的选择——“避免为观者带来字义上的视觉联想”。当作品不再指向任何“可命名”的对象时,它便获得了“自在”的本体论地位。
3.3 “无分界”的本体论:从“画什么”到“画面本身是什么”
赵无极曾对他的学生说:“不要分什么东方和西方,真正重要的,是‘无分界’的宇宙。”这句话超越了“中西融合”的叙事框架,指向一种“本体论”的自觉。
传统绘画理论关注“画什么”——题材、内容、主题;现代主义绘画关注“怎么画”——形式、技法、语言。赵无极的追问更进一步:他问的是“画面本身是什么”——它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也不再是内心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自在”的存在。
这种“本体论转向”,使赵无极的艺术获得了超越文化归属的普世价值:观者站在一幅赵无极的画前,不需要知道“这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只需要“观看”。
第四章 文化摆渡:赵无极的跨文化实践
4.1 “我有两个传统”:赵无极的文化身份定位
赵无极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定位,可以用他的名言概括:“我有两个传统”。这句话不是“中西融合”的简单宣言,而是对自身文化基因的深刻自觉。他的跨文化实践是一种“双向摆渡”——从中国走到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中国。这种“往返”不是“叶落归根”式的文化回归,而是“螺旋上升”式的文化超越。
有学者从跨文化视角明确指出:“赵无极的艺术融合了两个传统。他是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的文化摆渡者,自如地游弋在‘古、今、东、西’之间……中国古典、西方现代,他在这两个传统中互为体用,双手互搏”。
4.2 跨文化网络:巴黎画派、抽象表现主义与中国书画
赵无极的跨文化实践,建立在一个广泛的国际艺术网络之上。他的社交圈几乎涵盖了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名人录:他与诗人艺术家亨利·米修是挚友,和雕塑家贾科梅蒂做了十几年的邻居,毕加索总让他去画室参观学习,他与建筑大师贝聿铭交情匪浅,受贝聿铭委托创作了生平尺幅最大的画作。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评价赵无极的作品“从深处将中法两国的文化精髓融合在了一起”。这句话代表了西方主流对赵无极艺术的认可——不是“异国情调”式的猎奇,而是“深层融合”后的创见。
一个有趣的“文化回流”现象值得关注:赵无极是在西方成名后,才被“重新发现”为“中国画家”的。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主要被西方艺术界视为“法国抽象画家”。直到21世纪,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和民族自信的提升,赵无极才被全面“收编”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篇章。
4.3 学术界的新认知:“世界艺术史中的赵无极”
2023年,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是亚洲最大规模的赵无极回顾展。“两个传统、两个世纪——世界艺术史中的赵无极”学术研讨会,邀请二十余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艺术史、艺术世界、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不同视角,共同探讨赵无极的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中的独特意义”。
这一学术动向表明:赵无极已不再仅仅被视为“旅法华人画家”,而是被纳入“世界艺术史”的宏观叙事中。他用艺术实践回答了“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
第五章 结语:赵无极的“当代性”与艺术史意义
5.1 超越“中西融合”:从“跨文化”到“超文化”
“中西融合”的叙事框架,本质上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它将“中国”和“西方”视为两个不可通约的实体。赵无极的突破在于:他证明了“中国”和“西方”可以在一个个体内部“自行消解”——当他创作时,他既不是在“画中国画”,也不是在“画西洋画”,而是在“画赵无极的画”。
在“全球化”与“文化趋同”日益加速的21世纪,“超文化”的视野比“跨文化”更具前瞻性——跨文化仍预设了“文化边界”的存在,而超文化则意味着“边界”的消融本身。
5.2 抒情抽象的当代意义——“第三种语言”
“抒情抽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兴起,是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一种“欧式回应”——它强调“情感”而非“行动”,强调“诗性”而非“力量”。赵无极将“抒情抽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用中国美学的“意境”重新定义了“抒情”,用狂草书法的“笔势”重新定义了“抽象”。
这种“第三种语言”,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它就是赵无极的。他的启示在于: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创造,可以不依赖于“文化身份”的标签,而依赖于“个体创造”的深度。
5.3 对当代的启示——“无极”之路
赵无极曾说:“绘画是一种宇宙的语言。”在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全球化信息流通的时代,“宇宙的语言”不再是一个“隐喻”,而成为一个“现实”。
2024年华人艺术十大天价榜单中,赵无极以《05.06.80 – 三联作》9537.5万港元居首,市场表现证明了其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然而,赵无极的“当代性”不在于“价格”,而在于“思想”。他留给21世纪的根本命题是:当“文化边界”日益消融,艺术如何保持“深度”?当“技术”日益取代“手工”,艺术如何守护“人性”?
赵无极用一生回答了这些问题——不依赖理论,不依赖宣言,只依赖“画画”本身。这位跨越了两个世纪、两个传统的艺术家,留给世界的最终答案,或许就是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的那句话:
“不要分什么东方和西方,真正重要的,是‘无分界’的宇宙。”
艺术的终极归宿,不是“东方”,不是“西方”,而是“无分界”的“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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