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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论文 · AL-0501

“距”与“极”:潘天寿“拉开距离”论与“霸悍”美学的双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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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 Pan Tianshou | 中国 | 1897-1971 | 大写意·指墨

“距”与“极”:潘天寿“拉开距离”论与“霸悍”美学的双重建构

摘要

潘天寿(1897-1971)是20世纪中国画坛“四大家”之一。在“中西融合”成为主流话语的世纪语境中,他以“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论断为民族艺术筑起一道理论“防波堤”;在“甜俗萎靡”弥漫画坛的时代风气中,他以“一味霸悍”“强其骨”开启一条“极”的攀登之路。这两个命题构成其思想体系的双翼——“距”是文化的边界守护,关乎民族艺术的生存底线;“极”是美学的高度攀登,关乎个人艺术的境界上限。

本文以“拉开距离”的文化战略与“一味霸悍”的美学实践为双重视角,考察潘天寿的艺术思想与创作路径。“距离说”并非简单地“拒绝西化”,而是在“吸收”与“拉开”的辩证张力中维护民族绘画的独立价值:他主张“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但“决不能随随便便的吸收”,必须“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高度和阔度”。“借古开今”而非“中西融合”,是其创作道路的根本选择。

“一味霸悍”是其风格的核心标识,导源于浙东“台州式的硬骨头”精神——他生长于明代硬汉方孝孺的故乡宁海,人品中的“正”外化为画品中的“霸悍”。他用笔变前人的“圆”为“方”,指墨画以“生、涩、老、辣”为审美特征,在花鸟与山水相结合的构图中开创“丰碑式”的图式语言。“画贵能极”将“极端”作为艺术突破的路径。

潘天寿的个案为理解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关键启示:中国画的现代性可以不依赖“西化”,而通过对民族艺术本位的坚守与对传统资源的纵深开掘来实现。“距”是边界的清醒认知,“极”是高度的执著攀登,两者统一于“正大光明”的人格与“一味霸悍”的画格之中。

关键词:潘天寿;拉开距离;一味霸悍;指墨画;借古开今;民族性

一、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潘天寿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位极具“辩证性”的人物。一方面,他被公认为“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2,笔墨、构图、美学理想都扎根于中国古典传统;另一方面,他的画面结构探索、形式自觉、对“现代性”的回应,又与西方现代艺术理念有“不谋而合”的暗合之处。这种辩证张力构成其个案的核心议题。

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不同,潘天寿不仅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深刻的理论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理论思考——尤其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在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个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充分回答:他的“距离说”与“霸悍”美学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他为何主张“拉开距离”,又为何追求“一味霸悍”?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可概括为“一距一极”的双重建构。“距”是文化的边界守护,关乎民族艺术的生存底线;“极”是美学的高度攀登,关乎个人艺术的境界上限。二者统一于“正大光明”的人格底色与“借古开今”的创造路径。他的“距离说”不是“闭关自守”的宣言,而是“以退为进”的文化战略;他的“霸悍”美学不是“剑拔弩张”的炫技,而是“强其骨”的民族精神表达。

1.2 研究综述

潘天寿研究的相关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关于“距离说”的理论研究。万青力在《潘天寿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中提出研究中国画的“三原则”:必须以中国的内部标准看待中国绘画史;不能用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观念规定中国现代艺术史;从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进行东西方绘画史的比较研究-2。这“三原则”已成为后来研究潘天寿的重要方法论框架。潘公凯则从中国画内部出发,论证了潘天寿主张中国画的现代性不必也不能以西方艺术的现代性为“参照系”-2。邵大箴指出,“拉开距离”论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不是“保守”的宣言,而是对盲目西化的批判性回应-7。

第二,关于潘天寿绘画语言的研究。2024年《美术研究》刊文指出,潘天寿在传统文人画、西方绘画、工艺美术等诸多艺术类型中,吸收符合自我个性的艺术元素,建立别具一格、霸悍奇崛的个人艺术语言-5。林玉山则以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原理,系统分析潘天寿绘画风格的演变与特征-10。

第三,关于潘天寿指墨画的研究。夏绍毅在《浅析潘天寿指墨画之审美追求》中指出,潘天寿的指墨画以“生、涩、老、辣”为审美特征,线条如屋漏痕、锥画沙,既有金石之力,又有意外之趣,将这门“偏侧小径”推向了艺术大堂-3。潘天寿曾说:“毛笔画我比别人高得不多,但指墨画没有人画得过我。”-3

第四,关于潘天寿美术教育思想的研究。2024年潘天寿艺术中心在宁海开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评价潘天寿将民族绘画提升至“关乎一民族、一国家生存发展”的高度-4。台湾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则以潘天寿120周年纪念展为案例,探讨其展览的教育意义与文化认同功能-1。

既有研究的显著不足是:多数将潘天寿的“理论”与“创作”分开论述,或侧重“距离说”,或侧重笔墨技法,未能建立起一个统摄“距”与“极”的解释框架。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以论释画”与“以画证论”的双向路径。史料层面,主要依据潘天寿的理论著述(《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及大量画语录)、代表作品以及同时代人的评述;方法论层面,借鉴思想史研究的“语境化”方法,将“距离说”置于20世纪“中西融合”思潮的宏观语境中考察,并引入“文化认同”与“形式分析”的双重视角。

第二章 “距”:拉开距离的文化战略

2.1 “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一个“逆潮流”的命题

20世纪上半叶,“中西融合”几乎是中国艺术界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从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到陈独秀“美术革命”,再到徐悲鸿“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融合论”占据主流话语权。在此背景下,潘天寿“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无疑是一个“逆潮流”的声音。

据潘公凯回忆,这番话是1965年潘天寿对当时沉迷西方写实主义、对中国画缺乏信心的潘公凯所说的-2。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画继承了苏联写实主义的成果,并用以服务新时代的政治内容。传统中国画为适应新的文艺标准进行了创新,过程中其艺术风格受到批判,人物素描课在全国艺术院校普及,表现人物成了山水画家的首要任务-2。

面对这种情况,潘天寿意识到对西方绘画的盲目模仿已经威胁到中国画自身特色的保留。他反复强调:“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时代思潮可以有世界性,但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形式风格还是越多越好。”-2可惜当时这一想法并未引起重视,甚至被误解为“保守”“排外”。

2.2 “两峰论”:差异的自觉与价值的重估

“距离说”的理论基础,是他关于“东西绘画两大高峰”的论述。他在《中国绘画史》中首次系统阐述,后在多次讲演中深化:

“世界的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统系,中国传统绘画是东方统系的代表。”“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各有自己的高度。”

“两峰论”否定“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将东西方绘画置于平等地位。潘天寿承认西方绘画是“世界绘画的另一大统系”,有其“自己的最高成就”,但坚决反对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画,更反对以西方绘画来“改造”中国画。

他并不反对吸收外来营养:“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强调:“决不能随随便便的吸收”,必须“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高度和阔度”-2。这种“吸收”与“拉开”的辩证关系是其核心——“吸收”是为了“增高”,而非“趋同”;“拉开”是为了“保持高度”,而非“封闭”。

1971年,潘天寿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距离说”在他生前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艺术理念大量涌入,评论家、学者们才意识到吸收西画应有个“度”,认识到潘天寿艺术观点的深远意义-2。

2.3 “借古开今”:传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

与“中西融合”派不同,潘天寿选择“借古开今”。他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绘画史》中首次表明对民族艺术的信心。1961年,他在中国画讲座中强调创新是建立在研究民族风格基础之上的-2。

202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相较于早期倡导者高剑父、陈树人等秉持的“中西调和”理念,潘天寿选择“借古开今”——他坚守民族传统,提炼基于“心源”体悟下的写生观念,构建围绕“观物度真”的取舍原则,拓展了中国传统笔法的应用范围-9。

“借古开今”不依赖外部参照,而通过对传统的纵深开掘实现“现代转化”。潘天寿研究中国画完全从内部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差异——“东西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以及西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缺陷和中华民族文化内蕴的价值所在-2。

万青力的“三原则”为理解“距离说”提供了方法论框架:以中国的内部标准看待中国绘画史;不能用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观念规定中国现代艺术史;从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进行东西方绘画史的比较研究-2。

第三章 “极”:一味霸悍的美学实践

3.1 “强其骨”与“一味霸悍”:潘氏美学的核心标识

潘天寿有两枚常用印章:“一味霸悍”与“强其骨”,用以从“骨力”和“气势”两方面发力,力纠前朝中国画的萎靡不振。

这一取向导源于他对民族精神的理解。他生长于浙东宁海,此地正是明代硬汉方孝孺(“正学先生”)的故乡。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其“台州式的硬骨头”精神代代相传,画中的“霸悍”之气正是这种精神的视觉外化-3。

“强其骨”强调用笔力度——线要如铁铸,刚劲有力;“一味霸悍”强调气势雄强——画要顶天立地。两者共同标注其美学的核心:不是柔美、纤巧、甜俗,而是刚健、雄强、霸悍。

邵大箴指出,潘天寿认为中国画和西画在原理上、本质上有许多相同,但作为创作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画重视科学,中国画重视哲学——以书法的笔线为基础,是平面的,在平面里用笔墨表现人类深刻的思想感情-7。这种“哲理性”与“书写性”的统一,正是“霸悍”美学的哲学根基。

3.2 方笔、指墨与构图——潘天寿绘画语言的三大支柱

第一,“方笔”的运用。其用笔变前人的“圆”为“方”,顿挫转折均具书法效果。潘公凯在分析潘天寿构图时指出,方形体块的运用、倾侧动势、依斜撑持、中心偏移、平面分割等,是其画面结构的主要特征-2。“方”代表刚硬、直接、不妥协的力量感。

第二,指墨画的登峰造极。指墨画是用指头、手掌和指甲等蘸墨在绢、纸上创作的画种,历史悠久但长期被视为“偏侧小径”-3。潘天寿继承清代高其佩的指画传统,赋予其全新的美学内涵。

潘天寿曾说:“指头画之运纸运墨,与笔画大不相同,此点即指头画意趣所在,亦即其评价所在。倘以指头为炫奇夸异之工具,而所作之画,每求与笔画相似,何贵有指头画哉?”-3他私下对学生说:“毛笔画我比别人高得不多,但指墨画没有人画得过我。”-3其指画线条如屋漏痕、锥画沙,将这门“偏侧小径”推向艺术大堂。

潘天寿对指墨画的痴迷延续至临终。1971年9月,他的病情忽然转好,大儿子潘炘要为他修剪指甲,他说:“留着吧,好起来我还是要画指头画的……”9月5日凌晨,潘天寿驾鹤西去-3。

第三,花鸟与山水相结合的“丰碑式”构图。传统山水画多以花鸟为点缀,潘天寿则让花鸟成为画面的主体、山水成为背景,如《灵岩涧一角》《记写雁荡山花》,将巨石的“沉雄”与山花的“烂漫”融为一体。潘公凯指出,潘天寿在画面上寻求明确的秩序,“作为艺术创造的画面结构可以而且应该从真实的自然结构中分离并独立出来,取得自身价值”-2。

3.3 “画贵能极”:潘天寿的造“险”与破“险”

潘天寿有一句名言叫“画贵能极”。所谓“极”,就是要在画上“走极端”——“人家注意的东西可以少注意”(潘天寿语),从而不落老套。王伯敏记述了潘天寿画大幅墨荷与秃鹫时运用指画的情景:“当他握着特大的提笔,运用淋漓的饱墨,一次次、一层层的积染还使不上劲时,便以五个指头,以至手掌在纸上摸着调节墨色与墨气”-3。

“画贵能极”在构图上表现为“造险”的自觉。他追求画面结构的极限张力——物体将出画外,又被“拉”回来;画面将倾未倾,又被某种力量“撑”住。这种“造险”与“破险”的博弈使其画面充满戏剧性张力。

当代学者指出,潘天寿的构图理论与实践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演进和系统化的,他对传统中国画构图进行了全面思考,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探索是中国民族绘画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2。

第四章 “指”:偏侧小径中的艺术大堂

4.1 指墨画的谱系:从张璪、高其佩到潘天寿

指墨画可追溯至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3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亦云:“指头作画,起于唐张璪。”

但指墨画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画种,是从清代高其佩开始的。高其佩创作大量指墨画,受画坛推崇,被后世尊为指画开山鼻祖。然而其指墨画多流于“炫奇夸异”,未能达到文人画的精神高度-3。

潘天寿在《指头画谈》中详细分析指画源流及高氏指画的得失。他继承高其佩的传统,赋予指墨画全新内涵:不满足于“炫奇”,而追求“大道”;不满足于“像笔画”,而追求“笔画所难到”的生涩老辣-3。

4.2 潘天寿的指墨语言:“生、涩、老、辣”的审美特征

潘天寿指墨画的美学特征可概括为“生、涩、老、辣”四字。

“生”:指画运用手指、手掌等部位,不同于毛笔的流畅顺滑,线条具有“生”的质感——质朴、本真,不落熟套、不流甜俗。

“涩”:线条有阻力、有顿挫、有迟涩之美,更有“嚼头”,更有金石味。

“老”:线条苍劲老辣,有“屋漏痕”之妙,是饱经沧桑的深沉,正是他所追求的“古拙之美、天真之美”。

“辣”:线条有“辛辣”的刺激感,锐利、有力,与其“一味霸悍”的美学主张一脉相承。

有论者指出,潘天寿在生宣纸上作画,“得墨色枯湿变化,有毛笔画不出的生涩老辣枯拙味”-3。他在好几幅指画上题款写道:“铁岭高其佩作指画喜用生纸,以其能得枯涩之变也”-3。他继承前人又不因袭前人,“粗而不蹈粗鲁霸悍之弊,细而不蹈细碎软弱之病”-3。

4.3 指墨画与“霸悍”美学的内在关联

指墨画之所以成为潘天寿表达“霸悍”美学的理想媒介,有其必然性。毛笔线条无论多么刚劲,总带有“书写性”和“流畅性”;指画线条因其工具的“非专业”性质,天然带有“生”与“涩”的质感,恰恰是“霸悍”所需要的——不是熟练、圆滑,而是朴拙、刚硬。

有研究者从人格角度分析他钟情指墨画的原因:他在绘画中追求冷峻与狂野的别趣,要在中国画里表现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与气质。因为以粗放取胜的指头画技法,正适合于他刚直倔强和深沉质朴的性格,可以充分表现胸中的浩然之气-3。

从题材选择来看,潘天寿喜爱的题材——古松、梅、磐石、鹰鹫、荷叶等——都宜用指头画表现-3。这些题材本身具有“刚健”“霸悍”的象征意义,与指墨画的生涩老辣形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潘天寿的指墨画实践打破了传统毛笔作画的常规,开创自家面目。他深知“有常必有变”的道理,但“常”易“变”难,变革越难,他越要往前走-3。

第五章 “一”:人格、画品与民族精神的统一

5.1 潘天寿人格中的“正”字与“台州式硬骨头”

潘天寿纪念馆副馆长卢炘曾用一个“正”字概括潘天寿的言行——人品正、画品正、学品正。

这一“正”有其地域文化渊源。他生长于浙江宁海——明代硬汉方孝孺的故乡。方孝孺因拒绝为篡位的朱棣起草诏书而被“诛十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硬骨头”之一。宁海人至今仍以“台州式的硬骨头”自诩,其画中的“霸悍”之气正是这种精神的视觉外化-3。

潘天寿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经亨颐主张“人格教育,身教重于言教”,这一理念对他产生深远影响。他曾说:“人系性灵智慧之物,生在宇宙之间,不能有质而无文。文艺者,文中之文也。然文孳乳于质,质涵育于文,两者是相互而相成。”-3

5.2 “人品即画品”的现代表达

万青力指出,潘天寿对于人品与画品关系的强调在20世纪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因为自17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审美中的伦理道德逐渐解体,加之20世纪西方现代观念的渗入,以人品论艺术“成了不合时宜的论调”。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精神道德危机已经成为现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万青力认为潘天寿的“格调说”既是对传统中国画精神的继承,又因与20世纪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而具有现代意义-2。

“人品即画品”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艺术本体论的判断:画家的精神境界会直接投射到笔墨之中,人格的缺陷必然导致画格的低下。这一信念贯穿其一生,也贯穿其教学。

5.3 潘天寿艺术中的民族精神

潘天寿将民族绘画提升至“关乎一民族、一国家生存发展”的高度。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在潘天寿艺术中心开馆仪式上说:“潘天寿先生将民族绘画提升至‘关乎一民族、一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高度;他认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他也因此,一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4

潘天寿对民族艺术的守护并非简单的“复古”或“保守”。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整体理解与独特把握,使他对民族绘画充满信心。他曾说:“中国的绘画,实出于东方绘画系统中最高水平的地位,应该‘当仁不让’。”-2

第六章 结语:“距”与“极”的辩证统一

6.1 潘天寿的现代性:中国画内部的转型

潘天寿的艺术道路提供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画现代转型方案——“借古开今”而非“中西融合”。其核心逻辑是:中国画的现代性可以不依赖“西化”,而通过对民族艺术本位的坚守与对传统资源的纵深开掘来实现。

万青力指出:“潘天寿的人格和艺术境界,不仅具有现代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2。他的“距离说”不是“保守”的代名词,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前瞻性思考。

6.2 “距”与“极”的理论贡献

潘天寿的思想体系可概括为“一距一极”的双重建构。

“一距”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对文化边界的清醒守护,回答“中国画是什么”的问题,关乎民族艺术的生存底线。

“一极”是“一味霸悍”“画贵能极”——对艺术高度的执著攀登,回答“中国画能走到哪里”的问题,关乎个人艺术的境界上限。

“距”与“极”的统一,使潘天寿的艺术既保持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既坚守传统,又开创新境。

6.3 对当代的启示

当“国际化”成为艺术评价的单一标准,当“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逻辑依然主导艺术市场,潘天寿的思考提醒: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趋同”,而是“保持距离”;不是“模仿”,而是“和而不同”。

潘天寿曾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他守护的不是一种“画法”,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他攀登的不是个人的“艺术高峰”,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高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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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报告潘天寿 · 个案研究报告综合点评艺术鲤研究团队对潘天寿的综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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