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的真实:吕克·图伊曼斯的“去技能化绘画”与图像的不可信任性
摘要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1958— )是比利时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被广泛认为是具象新绘画的旗手。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图伊曼斯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伪造的真实”——他不是在“再现”历史,而是在“伪造”记忆;通过刻意“去技能化”的绘画语言,将图像从“证据”转化为“余像”,使观看行为本身成为一种对图像不可信任性的持续体验。本文追溯从1980年代初期电影实验到199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转向,剖析其“去技能化绘画”(Deskilled Painting)方法论的形成、“图像的不信任”作为创作原点,以及“距离”作为核心美学策略的运作机制,回答“伪造的真实”何以成为后现代绘画在“图像饱和”时代重新获得批判性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吕克·图伊曼斯;去技能化绘画;伪造的真实;图像的不信任;距离;余像
第一章 绪论:图像的“毒药”与“解药”
1.1 五岁的那张照片:一个“命名”的创伤
图伊曼斯1958年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附近的莫尔特塞尔。他五岁时,一次家庭聚会上发生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事件。他后来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访谈中回忆:“当我五岁时,有一个家庭聚会,突然一本相册出现了,其中一张照片掉了出来,那是我以其命名的一位叔叔,他正在行纳粹礼,然后整个场面就炸开了。”
这张照片(一个“命名”的叔叔、一个纳粹礼、一个家庭的“爆炸”)构成了图伊曼斯艺术的原初场景。它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照片不是“记录”,而是“创伤”。它“捕捉”的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秘密”、一个被家庭压抑的历史。图伊曼斯从五岁起就明白:图像不“传达”真相,图像“隐藏”真相。
“从一开始,我的作品就是源于对图像的极端的不信任。”这一“不信任”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警惕”:图像不是“窗口”,而是“面具”。他的全部实践,都是对这一“面具”的持续“揭开”,而“揭开”的方式恰恰是“伪造”另一个面具。
1.2 文献综述:从“去技能化”到“不可呈现性”
策展人乔丹·坎特(Jordan Kantor)提出的“图伊曼斯效应”(Tuymans Effect)是理解其艺术影响的核心概念。韩国KCI 2025年的论文《去技能化绘画的美学》分析指出,“图伊曼斯效应”描述的是一种“去技能化的绘画方法论”:“极简化的图像和褪色般的色彩使用,背离了传统的绘画技术”;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对绘画技术权威的系统性拒绝”。
海德堡大学2014年的博士论文《Die Darstellung des Undarstellbaren》(不可呈现性的呈现)探讨了图伊曼斯作品中的“记忆图像”功能与“大屠杀不可呈现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其绘画可被理解为“记忆图像、回忆图像或关于回忆的作品”,核心张力在于“如何呈现不可呈现之物”。
万方数据2024年的硕士论文《图像的狂欢》分析了图伊曼斯绘画中摄影图像的运用,指出他“从图像资源中摄取营养,把主观思维加入到绘画创作中”,作品显现出“隐喻性和陌生性”。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指出,“无论是作为一种情感偏好还是智识选择,‘距离’都是理解图伊曼斯创作的一个关键词”;“距离”所造就的图像的“隐晦与迟缓”,使图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我们与之互动”。
第二章 去技能化的姿态:模糊作为认识论
2.1 “真实的伪造”:一个画家的“不信任宣言”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艺术家档案概括了这一立场:“他的绘画诞生于对图像饱和世界中图像的不信任,以及一种信念——再现只能是不完整的和主观的。”
这一“不信任”催生了图伊曼斯所谓的“真实的伪造”(authentic forgery)。UCCA指出,他“刻意选用容易龟裂的上光油,让作品看起来具有年代感”,同时“任意提取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场景,同时保持距离感,以此消解传统历史绘画的清晰度”。他的画不是“真实的”,不“记录”任何“事实”;但也不是“虚假的”,它“伪造”的恰恰是“真实”的外观。其核心逻辑是:如果图像本身就是“伪造”的,那么“伪造”图像就是对图像最诚实的回应——他“伪造”的是已经被媒体、记忆和意识形态“伪造”过的历史外观。
2.2 “去技能化”:对绘画技术权威的拒绝
KCI的论文精确定义了这一概念:“极简化的图像和褪色般的色彩使用,背离了传统的绘画技术”。这一“背离”不是“技术的缺乏”,而是“技术的拒绝”。他通常在一天之内完成整幅作品。这种“快”不是“草率”,而是对“精雕细琢”的意识形态的拒绝:“精雕细琢”意味着“控制”,而“快”意味着“放弃控制”,让颜料“自己流”、笔触“自己断”、图像“自己模糊”。“控制”是“权力”的隐喻——绘画传统中的“技术权威”都是“权力”的“视觉化”,图伊曼斯的“去技能化”是对这一“权力”的系统性拒绝。他的画“不完美”,但“不完美”恰恰是“诚实”的:它承认“再现”的“不可能性”。
2.3 “模糊”:一种认识论立场
图伊曼斯绘画最显著的特征是“模糊”:人物“没有脸”,场景“没有焦点”,色彩“褪色”。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认识论的立场”。
万方数据的硕士论文《吕克·图伊曼斯油画中的图像隐喻研究》指出,他的作品“以模糊的笔触、低饱和色调和摄影式构图,将殖民历史、权力暴力等主题转化为视觉隐喻”。这一“视觉隐喻”的核心是:“模糊”不是“看不清”,而是“看的方式”。在传统绘画中,“清晰”是“真相”的隐喻;在图伊曼斯这里,“模糊”是“记忆”的隐喻:你“看”到的不是“真相”,而是“记忆的痕迹”,而“记忆”本身就是“模糊的”“不完整的”“主观的”。他的“模糊”是对“记忆”的物质性模仿——其画不是“记住”了什么,而是“忘记”了什么。
第三章 距离的语法:摄影、电影与记忆的物质性
3.1 “对摄影的挪用”:从“记录”到“余像”
图伊曼斯的创作几乎全部基于已有的现成图像:杂志照片、电视截屏、宝丽来、8毫米胶片。他的学生时代习作《手》就是“根据一张杂志照片绘制而成”。他回忆当时的想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遮蔽这张图像,吞噬五官的清晰度。”这一“遮蔽”与“吞噬”是其“摄影挪用”的核心:他不是在“复制”照片,而是在“消耗”照片——照片的“清晰度”被“吞噬”,剩下的只有“余像”(afterimage)。
他对摄影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创作“受摄影技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会立即否认这一点”,声称用作绘画基础的1000多张宝丽来“不是照片”。这一“否认”揭示了核心立场:摄影是“机械的”,绘画是“身体的”——绘画的“物质性”(颜料的“厚度”、笔触的“速度”、画布的“纹理”)是摄影的“机械性”所“无法替代”的。
3.2 “电影技术”:特写、慢动作与蒙太奇
图伊曼斯1980年至1985年曾中断绘画,专注于电影创作。Google Books的专著指出,他的绘画“浸透了电影技术,如特写、慢动作、蒙太奇和动画”,他“从电影技术中汲取灵感,为绘画图像加载时事性和相关性”。
其“电影式绘画”的核心是“距离”。UCCA指出,“他曾从事过影像创作,因而镜头与人物之间的距离,给了他绘画中保持与人物距离的灵感”。这一“距离”不是“冷漠”,而是“尊重”:他不“侵入”人物的“内心”,而是让人物“保持秘密”。
《雷夫里贝勒》(Refribel,1985)是典型案例:这组三联画“描绘了家乡安特卫普港20世纪初的样貌”,其“视角、取景方式和灰度色调都让人联想到老电影”;图伊曼斯在1981-1982年拍摄的8毫米胶片中已拍过类似的“港口场景”。绘画不是“电影的替代”,而是“电影的延伸”——它“暂停”了电影的时间,将“运动”转化为“凝固”。
3.3 “记忆的贫乏”:绘画作为时间的物质
图伊曼斯在泰特访谈中指出:“我意识到,更多的色调、比色彩更能创造差异,在如何记忆图像或记忆如何不充分运作方面。”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绘画都有相当决定性的格式;它们都是不同的……这都与记忆中的这种不充分性有关……因为这使图像的力量”。他的“记忆”不是“存储”,而是“丢失”。UCCA概括这一逻辑:“在谈到‘记忆贫乏’这个议题时,图伊曼斯认为照片图像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并强调绘画在这个层面上——为图像本身带来更多的流动性——所代表的重要意义。”照片是“固定的”,宣称“这就是当时的样子”;图伊曼斯的绘画是“流动的”,宣称“这就是记忆的样子:模糊的、不完整的、正在消失的”。
第四章 余像的伦理:历史创伤与不可呈现性
4.1 1992年卡塞尔文献展:历史的“余像”
图伊曼斯1992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IX),展出《Die Zeit》《Schwarzheide》和《Our New Quarters》等作品,这些作品“以纳粹时代和大屠杀为主题”,是他首次在国际舞台上“直面”历史创伤。
但“直面”不是“再现”:他不“画出”集中营的“场景”,而画“集中营囚犯寄出的明信片”、是“猎豹皮地毯”、是“标本、模型”。UCCA描述这一策略:“他以绘画为媒介探讨20世纪的暴行与创伤,但并不以一种即时性的方式直指沉重的历史,而是通过碎片化、间接的指代……构造出一种冷淡、克制、疏离的氛围,试图描述那难以被描述的事物。”他的“余像”是创伤的“残留物”:明信片是“创伤”的“遗物”,地毯是“暴力”的“消费品”,标本是“死亡”的“展示品”——他不“叙述”创伤,他“展示”创伤的“物”。
4.2 “不可呈现性”:作为伦理姿态的“不画”
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指出,图伊曼斯的绘画可被理解为“记忆图像、回忆图像或关于回忆的作品”,核心张力在于“如何呈现不可呈现之物”。“不可呈现性”不是“美学”问题,而是“伦理”问题:阿多诺的著名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提出了根本挑战——在“不可呈现”的事件之后,“呈现”是否本身就不道德?图伊曼斯的回答是“间接的呈现”:他不“呈现”创伤,而是“呈现”创伤的“条件”。他画“毒气室”的“空”——一个没有“人”、没有“事件”、只有“空间”本身的房间。这个“空”不是“缺失”,而是“在场的缺失”,是“无法被填充的”——它“呈现”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无法被呈现”。
4.3 卢浮宫的“孤儿”:作为“擦除”的绘画
2024年5月,图伊曼斯受邀在卢浮宫的瓦朗坦·德·布洛涅圆形大厅创作了一组临时壁画《孤儿》(L‘Orphelin)。这组四联作品“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描绘了调色板的清洁过程”,同时“唤起了图伊曼斯对遮蔽、消失、擦除和时间流逝的长期兴趣”。更激进的是它们的“命运”:它们在2025年5月(创作一年后)被重新粉刷覆盖,正如“一直计划的那样”。
这一“擦除”是他全部实践的终极隐喻:绘画不是“保存”,而是“擦除”。他的《孤儿》是“关于‘消失’的‘消失’”——他画了“擦除”的过程,然后让“擦除”本身“被擦除”。这一“双重擦除”揭示了核心伦理:绘画的价值不在于“它保存了什么”,而在于“它承认了什么无法被保存”。
第五章 结语:伪造的诚实
从五岁时那张叔叔行纳粹礼的照片,到1980年代的电影实验、199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历史“余像”、2024年卢浮宫的“擦除”壁画,图伊曼斯以“不信任”为起点、以“去技能化”为语法、以“距离”为策略、以“余像”为媒介,完成了一次关于“图像还能做什么”的根本性追问。
其艺术核心可概括为三层:认识论上,以“对图像的极端不信任”为起点,将“模糊”从“技术的失败”转化为“认识论的立场”,揭示“再现”的“不可能性”;方法上,以“去技能化”拒绝绘画的“技术权威”,以“电影式绘画”的“距离”保持对人物的“尊重”,以“记忆的贫乏”将绘画转化为时间的“物质痕迹”;伦理上,以“余像”回应历史的“不可呈现性”,以“擦除”承认“保存”的“不可能”。
图伊曼斯在泰特访谈中说:“我认为绘画总是关于不在那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有不同的时间。”这句话揭示了其全部实践的核心:绘画的“力量”不在于“在场”,而在于“缺席”——他的画呈现的正是“这些‘不’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伪造的真实”恰恰是最“诚实”的“真实”:它承认了“真实”的“不可伪造性”。
对收藏者的观察点是:图伊曼斯刻意选用容易龟裂的上光油,并把作品定位为“不完整”的呈现——这意味着保存状况与修复史是估值变量,非原状的作品会削弱其“年代感”叙事;同时他以现成图像为起点,单件作品的“图像来源可考性”应作为真伪与叙事完整度的核验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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