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论文 · AL-0291

非决断的决断:格哈德·里希特的模糊美学与后结构主义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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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德·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 | 德国 | 1932- | 战后抽象·照相绘画

非决断的决断:格哈德·里希特的模糊美学与后结构主义绘画

摘要

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 )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在世画家之一,创作横跨摄影绘画、抽象绘画、色卡绘画、玻璃装置。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里希特的绘画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视觉实践”——他不在两种风格之间“选择”,而是在风格之间“悬置”;模糊与抽象不是他表达不确定性的方式,而是他让不确定性变得“可见”的方式。通过追溯其“迁移”经验、照片绘画对“模糊”的操控、以“刮条”为中心的抽象技法,并以“比克瑙”系列考察其在战后德国记忆文化“档案转向”中的走钢丝,本文论证:他的“非决断”不是无决断,而是“决断的非决断”——决断地拒绝任何既定“风格”作为真理的替代品。他的画布是“歧义的战场”。

关键词:格哈德·里希特;照片绘画;模糊美学;比克瑙系列;后结构主义

第一章 绪论:里希特的现象

1.1 为什么是里希特?

里希特是少数在“绘画已死”的喧嚣之后,仍以“不可归类性”持续激发理论话语的当代艺术家。从1960年代的《鲁迪舅舅》(1965)、1970年代的《灰镜》、1980年代令其享誉全球的“刮条”抽象、1990年代的《18. Oktober 1977》,直到2014年直面大屠杀再现困境的《比克瑙》系列,他穿越一个又一个风格,却始终保持着幽灵般的同义反复:“我是画家。”

Darcy Ansted在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将里希特置于“东德艺术教育的后结构主义语境”中审视。Ansted指出,里希特在德累斯顿艺术学院所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练,与他在西德对新媒体新潮流的吸收并非简单的“断裂”,而是一种持续的“辩证法——将‘他者’与‘自我’不断内化的过程”。这把里希特从“浪漫的虚无主义者”拉回“历史的辩证者”。

1.2 文献综述: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围绕里希特的学术话语经历了从“形式分析”到“理论介入”的转型。早期批评致力于将其“归类”:为西德馆创作的巨幅《48幅肖像》使他被归入“波普艺术”谱系,半机械的“刮条”技术与对个人笔触的消除又使他被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叙事收编为“现代绘画媒介自律”的继承者。

但里希特无法被任何单一标签覆盖。剑桥大学出版社关于“德国记忆文化后大屠杀档案”的研究,以《比克瑙》系列为压轴案例,论证艺术家如何通过与“集中营档案”的斡旋执行了“记忆文化的档案转向”-7。柏林旧国家画廊2021年展览“沉思绘画”更将《比克瑙》视为“关于绘画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元展览”-8,揭示他在“不可再现”与“必须再现”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

1.3 章节结构

第二章论“迁移”经验,第三章论照片绘画的“模糊”,第四章析“刮条”的机械与手势,第五章以“比克瑙”收束。

第二章 东德的遗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越界”

2.1 “迁移”的经验:从德累斯顿到杜塞尔多夫

里希特在东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练中接触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他转向西德并拒绝其早期作品时从未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内化的他者”-10。Ansted运用辩证逻辑论证:他的艺术策略是不断将“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东德的政治话语)纳入自身,再通过否定将其“悬置”。

1961年,29岁的里希特在柏林墙建成前几个月从东德逃往西德,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深造。他销毁了许多早期作品,仿佛试图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模糊”“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对绝对教条主义(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能过敏。

2.2 拒斥“宏大叙事”:非政治的政治

里希特长期拒绝被贴上“政治艺术家”的标签,但他的生涯本身就是一部“冷战的政治寓言”。2005年德累斯顿曾计划在其出生地兴建“里希特博物馆”,遭他本人强烈反对而搁置——他担心此举会“扭曲他在东德的童年记忆和被压抑的生活,将其固化为纪念碑”。

这种对“纪念碑化”的警惕贯穿他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1995年,他为柏林德国国会大厦设计玻璃作品《黑、红、金》,放弃用绘画直接再现历史的方案,选择玻璃——一种半透明、反射、介于在场与缺席之间的材料-7。这不是对历史的“逃避”,而是对“再现”行为本身的悬置:玻璃既不“说”历史,也不“不说”历史,它让历史“穿过”自己。

第三章 照片绘画:模糊作为方法

3.1 “照片作为绘画”的挪用

1962年,里希特开始从报纸、杂志和家庭相册中寻找图像,投射到画布上,用油画颜料“临摹”照片——其标志性的“照片绘画”由此诞生。他早年曾为东德国家运营的德累斯顿人民报工作,把官方照片复制为壁画、标语牌或宣传册插图,从中学会了“非人格化”的图像处理能力:不质疑图像的来源,只是“执行”复制。

这种“去政治化”的训练后来成为他的利器。他在访谈中说:“我挪用照片,就像挪用现成品。因为照片是世界上最真实的、最可信的图像,而我用绘画去‘临摹’它,就是为了破坏这种信任。”-3

3.2 “模糊”的操作:将“观看”变成“阅读”

里希特照片绘画中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模糊”。他不是因为画不准而模糊,而是有意识地在湿颜料未干时用干刷涂抹、晕染,刻意制造“失焦”。他对《48幅肖像》的处理是为了“削减被描绘的特定个体的意义”,将智者、作家、音乐家从“具体的人”转化为“人类的象征”,避免观众“沉溺”于传记性解读-3。

“模糊”还执行了另一种暴力:使图像的“起源”变得不可辨认。里希特说:“我模糊事物,使一切变得同样重要与不重要。”-4“同样重要与不重要”意味着“等级”的消除——绘画不再提供“哪里是重点”的指示,目光失去锚点。这既是一种民主化,也是一种虚无化。

3.3 1965年《鲁迪舅舅》:私人与公共的创伤

《鲁迪舅舅》描绘里希特在二战德军服役期间去世的舅舅,画面像普通的家庭快照,鲁迪穿着纳粹制服、面带微笑。里希特将来源图像“移植”到画布,扩大尺度,再施加模糊。被“模糊”的纳粹徽章既像被“遮住”,又像被“保留”。他不是通过否认家庭与纳粹的共谋来“赎罪”,也不是通过展示而自我鞭挞,而是选择“保留”却“模糊”它们的边界——正是这种“模棱两可”揭露了战后德国家庭对那段历史的“压抑的沉默”-2。

第四章 刮条、抽象与“机械/手势”辩证法

4.1 1976年:“抽象”作为另一种“模糊”

1976年,里希特开始创作“抽象绘画”(Abstrakte Bilder)。如果照片绘画是用油彩“伪造”摄影的“清晰”,抽象绘画则是用油彩“表演”摄影的“运动”。他用自制的刮条(squeegee,一条带木柄的柔性有机玻璃长板)在画布表面拖动颜料,抹掉、隐藏和扭曲下层油彩-4。

关于刮条,里希特承认:“用刷子你就可以控制……用刮条你就失去了控制。”-4“失去控制”不是“失控”,而是“让控制失效”。刮条抹除了他作为“作者”的姿态,使画面呈现“非人化”的机械痕迹。这正是他对抽象表现主义的隐秘批判:波洛克式的“英雄式”滴洒是“在场”的证明,里希特的刮条则是“在场”的悬置:颜料如何混合、干燥、撕裂,取决于环境湿度、刮条角度与化学反应,他是这些过程的“启动者”,而非“作者”。

4.2 “模糊”作为第三项

在里希特的理论中,“模糊”既出现在照片绘画语境,也出现在抽象中:抽象里的“模糊”不是形状的模糊,而是多重层次因刮擦相互渗透形成的“似与不似之间”。他说:“绘画是对非视觉和不可理解的事物进行类比——赋予其形式并使其触手可及。这是为什么好的画作是难以理解的。”-4

第五章 档案的幽灵:比克瑙系列与后大屠杀再现

5.1 “不可再现”的再现问题

1990年代两德统一后,里希特接到为柏林国会大厦创作纪念装置的委托。他最初设计的方案直接引用集中营的档案照片,但最终放弃,转而创作由巨大彩色玻璃板组成的《黑、红、金》。原研哉在《白》中解读:这并非历史的逃避,而是将历史的“不可再现”作为形式本身-7-8。

2014年,年逾八旬的里希特出版画册《比克瑙》。他首次公开创作过程:先将四张在奥斯维辛秘密拍摄的黑白照片投射到画布上,用灰色调忠实“复制”档案图像;然后在画面表面刮擦、涂抹、覆盖。最终,具象的档案图像已被层层叠叠的抽象色块遮掩-8。

5.2 遮盖作为“揭示”

《比克瑙》系列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指责里希特将大屠杀“审美化”,用漂亮的抽象掩盖狰狞的历史。德国历史学家Hanno Loewy指出:当里希特在画布上“遮盖”档案图像时,他不是在抹去历史,而是在模拟“记忆的消退”这一心理过程。

柏林旧国家画廊的展览“沉思绘画”将《比克瑙》置于核心,将里希特定义为“后记忆”艺术家——他并非大屠杀的见证者(1932年出生,战争结束时才13岁),他在大屠杀档案中的斡旋是一种“次生见证”。该系列正是“关于绘画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元展览”-8。展厅中,四面灰色镜子与四幅巨幅画作相对,镜面不仅反射画面,还反射观众自身——每个站在画前的人,都在画作中“看见”自己作为后代的“次生见证者”的尴尬位置。

第六章 结语:图像的非意愿记忆

里希特曾言:“我想拍出一张我没有计划过的照片。这种任意选择、机会、灵感和破坏的方法……永远不会产生预定的画面。”-4回顾其漫长职业生涯,这句话或许是遗嘱。

他不在图像与抽象、叙事与非叙事之间“选择”,而是在这两种不可能性之间游移:照片绘画中,他用“模糊”解构“照片”作为“真实”的权威;抽象绘画中,他用刮条抹除“笔触”作为“作者在场”的印迹;国会大厦,他放弃具象再现,让历史“穿过”玻璃;《比克瑙》中,他先以最精确的方式“复制”档案图像,再用颜料层层“遮盖”。这种“先肯定再否定”的结构,是对抗“独断论”的解构姿态。

里希特的核心悖论是:他从未放弃绘画这一“布尔乔亚”的媒介,却用最激进的方式把它推向“反绘画”的边缘。他没有“超越”绘画,而是留在绘画内部使其“失效”。在这个图像过度生产、人工智能可一键生成的时代,他的模糊、犹疑、遮盖、取消,或许比任何“清晰”的图像都更加“真实”。他的画布存放的不是个人记忆,而是德国历史的文化无意识——他用画笔“记住”了他不曾经历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Guth, Peter. Wände der Verheissung. Zur Geschichte der architekturbezogenen Kunst in der DDR[D]. Leipzig: Academy of Fine Arts, 1995-1

[2] Relations between Photography and Painting. Two Case Studies: Gerhard Richter and Jeff Wall[D].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2026-2

[3] Task 9: Gerhard Richter's 48 Portraits[EB/OL].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7-12-05-3

[4] 格哈德·里希特如何创作他的抽象绘画?[EB/OL]. 澎湃新闻, 2024-04-01-4

[5] What Remains: The Post-Holocaust Archive in German Memory Cultur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7

[6] Reflections on Painting: Gerhard Richter‘s Birkenau Series[EB/OL].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21-8

[7] Other Doctoral Theses on Gerhard Richter[EB/OL]. gerhard-richter.com-9

[8] Ansted, Darryn. Post-structuralism in the artwork of Gerhard Richter[D].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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