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论文 · AL-0208

虚无的血肉:弗朗西斯·培根的“异化兽形”与存在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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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 英国(爱尔兰出生) | 1909-1992 | 战后具象·表现主义

虚无的血肉:弗朗西斯·培根的“异化兽形”与存在之痛

摘要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具象画家之一,他以扭曲变形的人体、暴力的笔触和噩梦般的意象,重新定义了战后绘画的情感边界。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培根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虚无的具身化”——他不是在“再现”痛苦,而是在“成为”痛苦的载体。通过追溯其从伦敦到巴黎的漂泊生涯,剖析“教皇”系列对委拉斯开兹的援用与扭曲,论证其“尖叫”如何从“反抗”转化为“虚无的自我献祭”,本文回答:培根的“丑”与东西方审丑传统相比有何独特性,以及他的工作室废墟何以成为“混乱的秩序”方法论的物质遗迹。

关键词:弗朗西斯·培根;存在主义;异化兽形;虚无;德勒兹

第一章 绪论:尖叫的悖论

1.1 沉默的尖叫

培根画布上最刺目的不是鲜血、裸体或扭曲的肢体,而是一张张张开的嘴。那些尖叫形象——教皇、恋人、朋友、自画像——在画布上无声地震动:它被冻结在二维平面上,又同时唤醒了观者自身的身体记忆:痛苦、恐惧、欲望、虚无。

培根说:“我希望我的画看起来像是有人类头颅经过其间,就像蜗牛留下黏液一样,留下人类存在的痕迹和过去事件的记忆痕迹。”这段将“存在”降格为“痕迹”的自述,揭示了其艺术的核心悖论:他试图捕捉人的存在,却将这种存在呈现为正在消逝的幽灵;他渴望“再现”,却用暴力扭曲使再现成为不可能。

与八大山人将遗民的孤愤凝练为“白眼鱼鸟”-1不同,培根不进行升华,不寄托气节,而是将对存在的焦虑化为扭曲的人形。八大山人的“丑”是通往某种超越界(禅宗空观、遗民气节)的桥梁,培根的“丑”则是“超越”本身的坍塌。他的尖叫既不是向神的呼救,也不是向人的抗议——它在虚无中回荡,没有接收者。

1.2 文献综述:从存在主义到神经美学

哲学解释最早由吉尔·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弗朗西斯·培根》(1981)中奠定:培根的“图形”(Figure)不是对某个对象的“再现”,而是对感觉(sensation)本身的“呈现”,绘画是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暴力-9。

2025年发表于ERIC的论文《The Brutality of Fact》将这一哲学推进一步:培根作品中的真实暴力是“对虚无的暴力”,在技术时代,这种虚无成为对“消失的渴望”-2。

神经科学倾向于将培根的恐惧传达还原为生理反应。“神经美学之父”泽基认为,培根通过对人体系统(运动、呼吸、生殖)的暴力变形,唤醒观者的神经恐惧感——那些扭曲的肢体、模糊的面容、痉挛的肌肉直接作用于大脑杏仁核,绕过理性分析的通道-8。恐惧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感觉到”。

中国学者则将培根置于东西方审丑比较的框架中,将他的“异化兽形”与八大山人的“白眼鱼鸟”并置,指出培根将人与兽的形象融合重组,直指“人类对自我存在的困惑”-1。这一比较揭示了本质区别:八大山人的“丑”内敛而具有象征性,培根的“丑”则外放而充满感官冲击力。

1.3 章节结构

第二章追溯培根早年的漂泊与自我放逐,论证其边缘身份如何成为艺术的前置条件;第三章以“教皇”系列为案例,揭示“尖叫”从反抗到虚无的堕落;第四章引入德勒兹的“感觉的逻辑”与神经美学的“具身恐惧”;第五章以工作室的“混乱秩序”为隐喻,分析晚期“无人形的绘画”。

第二章 边缘的生成:培根早期的漂泊与自我放逐

2.1 从都柏林到伦敦:“异乡人”的养成

培根1909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英格兰家庭。父亲是退役军官,脾气暴躁,对儿子日渐显露的同性恋倾向深恶痛绝。童年时期的培根患有严重的哮喘,无法接受常规的学校教育,在家庭中也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18岁时,培根因被发现穿着母亲的内衣而被父亲逐出家门,在柏林短暂滞留后转往巴黎,参观美术馆时第一次接触到毕加索。1928年他定居伦敦,开始尝试家具设计、室内装饰并自学绘画。由于哮喘,他无法像其他艺术家那样长时间站立绘画,在访谈中描述自己有一种独特作画状态——“在恐惧中作画”:哮喘发作时呼吸的急促与窒息感直接转化为画笔的张力与紧迫感。疾病不是“灵感”,而是“限制”,却以悖论方式塑造了他绘画的物质性。

2.2 1944年:毁弃与重生

培根的早年画作几乎没有保留下来。1930年代他曾尝试超现实主义风格,但对自己的成果“万般沮丧”,此后亲手毁去了绝大多数早期作品。这一行为具有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弑父”意味:他通过毁去“过去的自己”,为“未来的自己”腾出空间。历史学家推测这些被毁作品可能包含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实验,这或许是艺术史上最令人扼腕的遗憾。

1944年,培根创作了三联画《三张十字架底下人物的素描》,以原始、暴力、噩梦般的风格为他“几乎瞬间”赢得恶名——这正是“毁弃”之后的“创造”:他必须清空过去的“库存”,才能建立自己的语言。

2.3 二战与存在主义的直接浸染

培根在二战爆发时因哮喘被免于兵役,但无需亲历战场:伦敦大轰炸的废墟、集中营照片的传播、整个欧洲的信仰崩塌,构成了他成长的“心理空气”。他回忆从新闻影片和报刊上看到集中营照片时,感到的是一种“麻木”而非震惊——因为现实已超越了想象的极限。

这种“无法想象的现实”催生了他对“再现”的怀疑:当现实已经比噩梦更加噩梦,绘画还能做什么?他的答案是:不回避现实,不超越现实,而是“成为”现实的那副面孔。画中那些在几何牢笼里嘶吼、扭曲的形象,正是对人的肉体在极端暴力下呈现出的“真实”状态的模拟-1。他画的是“肉体”,不是“灵魂”——灵魂可能是幻象,但肉体遭受虐待时的痉挛却是“真实的”。这正是存在主义者“存在先于本质”哲学的视觉版本。

第三章 教皇的沉默:从援用到虚无

3.1 委拉斯开兹的幽灵:1950年代的“教皇”系列

“尖叫教皇”系列始于1940年代末,延续了25年,描绘了超过30幅变体画。培根1956年10月创作的《第一号肖像习作》现藏于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这是该系列中一个特殊的版本:画中的教皇“没有尖叫”,而是“闭着嘴唇沉思”,他的眼睛“精确地直视着我们”-3。

培根拒绝亲眼看原画,宁可翻阅各种复制品,曾用近乎情色的语言描述这种迷恋:“就像学生对舍监的迷恋……我迷恋上了它。”迷恋的不是梵蒂冈的权威,而是权威背后的“脆弱”。当他将委拉斯开兹的教皇置入幽暗的“笼子”,用紫红、腥红去涂抹那件华丽的白袍时,他揭示了一个事实:教皇不过是一个被困在权力牢笼中的老人。

3.2 尖叫的堕落:从“反抗”到“虚无”

培根画中的“尖叫”常被解读为对权威、宗教、父权制的反抗。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的描述指出,培根“在二战的阴影下”锻造了自己痛苦的风格-3;将教皇置于“电椅”般的宝座上,从政治角度看,是对天主教会在二战期间对法西斯绥靖态度的控诉。艺术史学家普遍认为,庇护十二世的绥靖行为“是压垮培根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3。

但德勒兹之后的解释更进一步:那声尖叫不是“向什么”发出的求救,而是在“虚空中”回荡,因为它没有听众。培根曾说,他画的人不是“被折磨”的人,而是“已经放弃抵抗”的人。他们不再向神呼吁,因为他们知道神不在场;他们不再向人求助,因为他们知道人已麻木。尖叫成了“人”存在的最后证据——不是作为希望,而是作为“残余”。

3.3 从教皇到爱人:乔治·戴尔的悲剧

1964年,培根在伦敦东区遇到了闯入室内的窃贼乔治·戴尔,由此开始了一段暴烈关系。培根将戴尔描绘成一个“长着雀斑的、老鼠色的”精灵,也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模特。1971年10月,培根在巴黎大皇宫举办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夕,戴尔在酒店房间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培根没有取消展览,而是继续参加预展。艺术评论家评价道:“培根可能觉得戴尔的死是他自己的人格造成的,因为他把戴尔变成了怪物。”

戴尔遇难后,培根画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三联画。在这些画作中,戴尔的形象在画布上溶解、晕开、分裂成碎片——不再是“某个人”在“表现”悲伤,而是颜料本身发生了“悲伤的化学反应”:黑色渗入粉色,棕色吞噬肉色,整个画面呈现一种“正在消逝”的在场感。

第四章 虚无的具身化:感觉的逻辑与神经美学

4.1 “图形”作为差异的生成:德勒兹的《感觉的逻辑》

德勒兹在1981年的经典文本中将培根的“图形”从传统“形象”或“人物”中解放出来:它不再是“再现”的对象,而是“感觉”的直接呈现;培根创造的不是对“某个人”的描绘,而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视觉暴力的直接载体”-8。其核心洞见是:培根的绘画避开了“具象”(叙事与图解的陷阱),也避开了“抽象”(纯粹的形式游戏),在二者之间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图形”。

“图形”也是一种“差异”的生产机制。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提出,“差异”不是两个已知项之间的对比,而是“重复”中“不可还原的剩余”——培根将同一姿势、同一构图、同一个人反复描绘,每一次重复都是“差异”的显露-9。

培根肉体的“丑”,不是对“美”的背叛,而是对“一切形式”的超越。痛苦是一种“力”,它摧毁了身体的“形”,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摧毁,某种“真实”被解放了。在这个意义上,培根的“异化兽形”——人与兽的模糊边界,如《安格尔之后的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中人与兽的拼接-1——揭示了文明是“后天习得”的,野蛮才是“先天”的。人的秩序不过是一层薄皮,野兽就在皮下。

4.2 “具身恐惧”的神经科学解释

泽基及其合作者提出,培根的作品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当人脑面对培根的扭曲人脸时,专门负责面孔识别的梭状回区域可能无法正常激活,因为培根的面孔“偏离”了人脑储存的标准面孔模板-8。这种“偏离”不是失败,而是策略:它使观者无法将画中人识别为“某个人”,从而将观看体验从“这是谁”的追问,转向“这是什么感觉”的体验。研究者指出,恐惧“由感知事件触发”,是“平滑肌收缩、心率变化、呼吸、荷尔蒙分泌、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集合;培根画中那些扭曲的肢体、痉挛的肌肉、张开的嘴,正是这些“内在行为”的外化。

4.3 触觉的皮肤与“肉体的在场”

培根笔下那些被涂抹、刮擦、撕裂的“皮肤”,不仅承载视觉的冲击,更承载触觉的记忆。2024年发表于《身体与社会》的研究基于米歇尔·塞尔“皮肤是感官界面”的哲学,提出培根的“皮肤”是一种界面——它既是身体的边界,也是世界向身体渗透的入口-6。他画的不是“肉体”,而是“肉体承受暴力时的瞬间形态”,这种描绘“挑战了绘画表面的传统”-6。

第五章 混乱的秩序:工作室、死亡与“消失的艺术”

5.1 里斯梅克斯工作室:秩序是“偶然”的副产品

培根在南肯辛顿的里斯梅克斯工作室是一个“废墟”,但这是他“主动制造”的。他在访谈中说:“我需要混乱来刺激我——太多的秩序让我瘫痪。”他常按特定方向悬挂画作、在画框上装玻璃保护颜料,是极“理性”的规划者;绘画过程中又追求“失控”——随机泼洒、涂抹、刮擦,让“偶然”成为组成部分。工作室的“混乱”与绘画的“失控”互为镜像,形成“控制的失控”。这与八大的留白近似——都以“空/乱”激活想象,区别在于八大将混乱精神化为空灵,培根将混乱物质化为涂抹-1。近期博士论文认为其工作室是“具身认知”的物质实践:画面上密如蛛网的线条,与地板上堆积的颜料点、画册、碎报纸形成同构-4。

5.2 晚期风格:“无人形的绘画”与消失的自我

培根晚期创作了一些德勒兹称之为“无人形的绘画”(figure without figure)的作品。在这些画中,“身体-人物”被“地点-人物”取代——窗框、椅子、地毯的抽象轮廓,暗示着“人”刚刚离开,而“痕迹”仍在。培根1990年完成了他最后一幅自画像,在画中,他的“头部”融化了,五官从脸上“滑落”;这幅自画像完成两年后,他在马德里去世。这是他最后的“毁灭”:他画出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自我,他真正“完成”了“消失”这件事。

第六章 结语:虚无之后的沉默

培根的艺术是“虚无”的视觉证词。他不是在“表现”虚无,虚无无法被表现;他是在“成为”虚无的肉身。当教皇不再被尊重、爱人已经死去、自画像正在融化,画面上只剩下“残留”。这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无而在”:不是“拥抱”虚无,而是“承认”它。

培根曾说,他“希望在画中保留尽可能多的疼痛”。那不是猎奇的施虐,而是见证。在20世纪的大屠杀、战争、极权的阴影下,疼痛是“人还活着”的最后证明。他没有提供慰藉,也不试图治愈。当一切安慰都是谎言时,承认“虚无”本身或许就是唯一的诚实。

在东西方审丑对话的框架中,培根与八大的区别凸显出来:八大用白眼表现孤愤,将个人痛苦升华为对历史与人性的超越性观照;培根用痉挛直面苦痛,不提供超越、不提供升华,只提供“在场”。如果说艺术的功能曾是“净化”(catharsis),那么培根拒绝净化——他把伤口摊开,让它继续流血。对观看者而言,这也意味着一条具体的观看路径:不要试图从培根画中寻找象征或慰藉,而应从颜料层、刮擦痕迹与身体姿态入手去读“在场”本身,因为他的意义恰恰在于拒绝被叙事收编。

AIRS综合评级:S级(殿堂级蓝筹),综合得分9.4/10。 他是战后欧洲具象绘画的“原子弹”。他的遗产是“虚无”的纪念碑:它不是要给我们安慰,而是要提醒我们,当神已缺席,人只剩下自己。

参考文献

[1] 房莹莹. 东西方的审“丑”对话——八大山人的“白眼鱼鸟”与弗朗西斯·培根的“异化兽形”[N]. 大河美术报, 2026-04-02. -1

[2] Evans, Brad & Meza, Chantal. The Brutality of Fact: Violence, Disappearance and the Promise of Oblivion in the Art of Francis Bacon[J].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 Cultural Studies, 2025, 47(3): 419-440. -2

[3] Phillips, Sam. Francis Bacon and the Pope Series[EB/OL].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2025-09-04. -3

[4] Andrews, Kerry. Visualising Sentient Place: An Artist‘s Study of Figure and Place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of Francis Bacon’s Paintings with his Reece Mews Studio[D].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2025. -4

[5] Hunt, Kevin. Michel Serres‘s Sensorial Philosophy and the Importance of Skin in Francis Bacon’s Nudes[J]. Body & Society, 2024, 30(2): 3-36. -6

[6] 吴登央, 孙翀. 认知科学视域下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恐惧传达[J]. 艺术工作, 2024(6): 43-51. -8

[7] Rezino, Larissa. Francis Bacon, the painter of difference[J]. Trans/Form/Ação, 2025, 48(4): e02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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