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昆斯:媚俗的资本化与审美壁垒的瓦解
——论“坏品味”如何成为最昂贵的艺术
摘要
杰夫·昆斯(Jeff Koons,1955-)以《兔子》在2019年创下9110万美元的在世艺术家拍卖纪录,至今未被打破。他的案例充满悖论:评论家罗伯特·休斯称其为“艺术的灾难”,但他的作品在机构与市场两端都获得最高级别的认可。本文提出一个核心命题:昆斯的价值生产模式是“媚俗的资本化”——他将“穷人的黄金”转化为“富人的奢华”,用极致工艺将廉价消费品“永恒化”,从而瓦解“高雅/低俗”的审美等级制。与村上隆的“超扁平创业”、赫斯特的“市场作为方法”相比,昆斯的路径更具“元批评”色彩:他不是在“挪用”消费社会的图像,而是在“生产”一种比消费社会更“消费”、比媚俗更“媚俗”的视觉体验。本文依次考察其媚俗美学策略、物质转化、反射性美学、与批评界的博弈及顶端价格坚挺的成因,最终论证:昆斯的遗产不在于作品有多“深刻”,而在于他迫使理论重新追问——在21世纪,艺术的价值究竟来自哪里?
关键词:杰夫·昆斯;媚俗;资本化;反射性美学;艺术市场;消费文化
一、导论:媚俗的神圣化
2019年5月,昆斯1986年创作的《兔子》在纽约佳士得以9110万美元成交。这座41英寸高的不锈钢充气兔子,既像儿童玩具又像某种外星生物,镜面表面将观众自身反射进作品中。昆斯对它的解读是多重的:“花花公子、幻想、复活、演说家、政治家”,以及“拿着胡萝卜自慰的人”-7。这种荒诞的意义叠加正是昆斯式美学的核心:他既提供“意义”,又以意义的并置消解了意义的严肃性。
昆斯的悖论在于:他是艺术界最受批评的艺术家之一。休斯在《美国俗世》中称其为“艺术的灾难”,认为其作品是“对美国文化的控诉”;评论家指责他的作品“缺乏批判性”、“只是商业文化的谄媚者”-7。但他的作品同时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等顶级机构收藏,并在二级市场创下天价。正如Samantha K. Lyons指出的,昆斯声称“我的作品是一个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支持系统”,这一“高尚”的宣言在发现其作品主要是“看似被放大的小饰品”、一些评论家认为“更适合纪念品商店而非高端画廊”时,显得近乎荒诞-2。
核心问题是:昆斯的“媚俗”为什么能成为“最昂贵的艺术”?他的“坏品味”是如何被资本化的?
1.2 研究现状与理论缺口
昆斯的学术研究已较丰富。Scott Rothkopf于2014年在惠特尼美术馆策划的回顾展及其图录是迄今最全面的学术审视-3-8,收录了Isabelle Graw、Rachel Kushner等多位学者的论文。理论层面,Pedro Pinheiro Neves(2018)从“可爱美学”(cuteness)角度指出,昆斯用“可爱”这一通俗范畴“形式化地表达了消费社会中的矛盾与模糊性”-4;AnnMarie Perl(2020)聚焦里根主义语境,指出昆斯“并非政治活动家”,但他的作品“揭示了人们如何被某个版本的虚幻承诺所说服”-7。中国学界,云南师范大学2020年的硕士论文从商业化角度分析了昆斯的品牌经营理念-1;张佳琪(2019)将“庆典”系列置于“媚俗艺术”与“商品符号”框架中分析-6。Mark C. Taylor则提出艺术市场经历“商品化”“企业化”“金融化”三阶段,而昆斯代表了商品化阶段的极致——“在商品交易所的地板上学会了手艺,昆斯并没有超越艺术的商品化”-5。
现有研究的缺口在于:对“媚俗资本化”机制的系统理论化阐释不足——形式分析与市场分析各自为政,未能整合进统一框架。本文试图在此方向上前进一步:不追问作品“好不好”,而追问媚俗如何被资本化。路径依次是:从华尔街商品经纪人到艺术家的身份转换;昆斯与格林伯格“前卫与媚俗”论战的隐秘对话;从充气玩具到不锈钢的材质转换;镜面不锈钢的反射性观看机制;顶端价格坚挺的结构性原因。
二、谱系学:从华尔街到艺术界
昆斯1955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父亲是室内设计师,母亲是裁缝。1970年代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和马里兰艺术学院。毕业后他在纽约华尔街担任商品经纪人——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创作方法。他在交易大厅学会的是“销售”与“市场”的本质:不是关于“产品”,而是关于“欲望”和“信任”。Taylor的判断切中要害:“在商品交易所的地板上学会了手艺,昆斯并没有超越艺术的商品化”-5。昆斯不仅接受艺术是商品,更将商品逻辑内化为创作方法。
华尔街还塑造了他的审美观。商品交易所是“抽象”与“物质”的奇异结合:交易员买卖的是期货合约而非实物,但每笔交易都有真实的物质后果。这种“抽象的物质性”,在昆斯后来的镜面不锈钢雕塑中得到回响——表面是抽象的反射,物体本身却极其物质。
1980年代昆斯回到艺术界,正值纽约当代艺术转型期。1980年代初新表现主义主导市场,到中期一种新的“商品美学”浮现。昆斯推出早期系列:“新”(The New,1980-1983)将未使用的吸尘器、加热器陈列在荧光灯箱中;“平衡”(Equilibrium,1985)将篮球悬浮在水箱中。这些作品已显示其核心策略:将日常物品“博物馆化”,通过陈列方式改变其意义。
昆斯对沃霍尔的继承是公开的,但偏离同样清晰。沃霍尔将批量生产的商业图像转化为艺术,站在消费文化的外部——或至少保持一种“悬置”姿态。昆斯则“直接生产”与消费社会同质的视觉体验:他的充气玩具雕塑与真正的充气玩具在视觉上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材质(不锈钢)和价格(数百万美元)。正如Lyons所言,昆斯“商品化的媚俗艺术开辟了重要的对话,让观众可以评估消费主义和审美品味的各个方面”-2。他在采访中说:“我的作品没有任何隐蔽的意义。如果有人从我作品中读出了讽刺,那是他们自己的解读。”这种“反阐释”姿态使他与后现代批评常见的“反讽”模式拉开距离——他不是在讽刺消费社会,而是在提供一种比消费社会更“消费”的体验。
三、媚俗美学:“坏品味”的理论化
1939年格林伯格发表《前卫与媚俗》,将“媚俗”定义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廉价文化产品——为取悦大众而被简化的、感伤的、虚假的艺术。昆斯的作品是这一命题的“反向操作”:不是批判媚俗,而是拥抱媚俗并推向极致。张佳琪(2019)指出,昆斯的作品是“媚俗艺术与商品符号”的典型结合-6——用最“昂贵”的方式制作最“廉价”的物品。
“庆典”系列(Celebration,1994-)是这一策略的巅峰:巨型蛋糕雕塑、蛋彩画儿童画、彩色气球动物。生日、派对、礼物本就是消费社会的核心仪式,昆斯将这些“一次性”的节日物品转化为“永恒”的雕塑,用镜面不锈钢捕捉气球狗的每一个褶皱和反光。
1988年的“平庸”(Banality)系列是昆斯对媚俗美学最直接的宣言,包括《冬日熊》(Winter Bears,1988)、《迈克尔·杰克逊与泡泡》(Michael Jackson and Bubbles,1988)、《粉色豹》(Pink Panther,1988)等。Perl(2020)分析了它的政治语境:“平庸”系列创作于里根时代,作品“充满了政治指涉、暗示和联想”,揭示人们“如何被某个版本的虚幻承诺所说服”-7。“平庸”作为系列标题本身就是一次概念翻转:昆斯不是在制作“平庸”的艺术,而是在将“平庸”本身“艺术化”。
Neves(2018)从“可爱美学”角度指出,昆斯雕塑中的小动物和玩具“形式化地表达了可爱中的矛盾与模糊性”-4。“可爱”在传统美学等级中处于底层——“幼稚的”“女性的”“通俗的”,但昆斯通过放大、永恒化、奢华化赋予它新的权力。当观众站在9英尺高的《气球猴子》(Balloon Monkey)前,“可爱”与“宏伟”的张力同时产生“逗乐”与“震慑”。这种“可爱政治学”与昆斯的“快乐哲学”密切相关:“我的作品是关于接受、关于同情、关于连接。”在批判、解构、不安为主流的19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中,他选择提供无需思考的纯粹愉悦。
四、物质性:从充气玩具到不锈钢雕塑
昆斯最关键的操作之一是材质转换——将廉价的充气玩具转化为昂贵的不锈钢雕塑。充气玩具是“一次性”的消费符号,派对结束后就会被丢弃;《气球狗》《气球兔子》《气球猴子》则将这一短暂的物质“永恒化”:不锈钢被抛光到极致,没有任何手工痕迹,创造一种“非人”的完美。
这种转换有双重效果。审美上,观众面对的不是会破的气球,而是“气球的理念”——一个剔除了所有不完美的“柏拉图式气球”。经济上,材质转换创造了稀缺性:真正的充气玩具可无限生产、每个仅值几分钱;昆斯的《气球狗》共5个版本(艺术家试版及AP版),每个售价数千万美元。Neves的分析切中要害:昆斯“使对话关系明确化”——观众与他们所消费的商品之间“欲望与幻灭、愉悦与疏离”的关系-4。
昆斯的雕塑由大量助手在工作室中制作,模式类似沃霍尔的“工厂”但规模更大、工艺要求更高——《气球狗》的不锈钢表面需数百小时抛光。这引发“作者身份”的争议:当作品由他人执行时,昆斯是否还是“作者”?辩护者指出,从米开朗基罗到沃霍尔,工作室模式在艺术史上一直存在。Isabelle Graw(收入2014年Whitney回顾展图录)的分析更进一步:昆斯将“生命本身”视为资源,“自我营销”和“价值创造”是其作品的一部分-3-8。在这个意义上,昆斯不是在隐藏助手,而是将自己的“组织能力”纳入作品的概念结构。
昆斯的职业生涯伴随多起版权诉讼,最著名的是Rogers v. Koons案:摄影师Art Rogers起诉昆斯未经许可使用其照片《Puppies》创作雕塑,法院最终判定昆斯侵权。这些诉讼揭示了“挪用”策略的界限:他既不是纯粹的原创者,也不是单纯的挪用者,而是处于不断测试版权法边界的灰色地带。
五、反射性美学:观众作为作品的一部分
昆斯不锈钢雕塑最独特的特征是“反射性”。观众站在《气球狗》前看到的是三重影像:作品本身(气球的形状)、被反射的周围环境、被反射的变形的自我。这三重观看构成一个“反射性回路”:观众不是“观看”作品,而是被“卷入”作品。昆斯那句“我的作品是一个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支持系统”在此获得深度——观众在镜面中看到的“自己”被“气球化”“美颜化”,获得一种被升华的自我认同。
Neves(2018)指出,昆斯使“连接观众与晚期资本主义商品的欲望和渴望的政治学变得可见”-4。镜面反射让观众自身成为商品景观的一部分——你不是在“观看”消费社会,你就是“消费社会”。
2013年起创作的“凝视球”(Gazing Ball)系列将蓝色镜面球体放置在大师绘画(或其复制品)前,观众观看画作时,自己的脸被蓝色球体反射。蓝色球体既是“窥视孔”又是“自拍镜”——观众在试图看到画作时,首先看到的是自己。
但反射性美学也有异化的维度。镜面中的“自我”是变形的、碎片化的、被商品化的——观众看到的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被镜面美颜后的“消费主体”。这可能是昆斯作品中最“批判”的部分,尽管他本人否认任何批判意图:观众同时体验到“愉悦”(被纳入作品)和“不适”(认知到自己的变形)。这种张力正是其作品持久吸引力的来源之一。
六、市场:媚俗的定价
昆斯的价格曲线呈现“双峰”结构——两次刷新在世艺术家拍卖纪录,两峰之间经历漫长的停滞期。
2013年:《气球狗(橙色)》以5840万美元成交,创造在世艺术家拍卖纪录
2019年:《兔子》以9110万美元成交,打破自己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2022年6月:《气球猴子(品红)》在佳士得伦敦以1010万英镑(约1240万美元)成交——仅为2014年《气球猴子(橙色)》2590万美元成交价的48%
2022年9月,《艺术新闻》报道指出,昆斯“曾是世界第十高拍卖成交额的艺术家”,但“在撰写本文时,他已是第六十五位”-10。
顶端作品的关键特征有三:(1)稀缺性管理——“庆典”系列及之前的作品多为唯一版本或极有限版本,未见村上隆式的版数膨胀;(2)机构持有——关键作品多被顶级博物馆或重要私人藏家长期持有,二级市场流通量极低;(3)纪录保持者光环——“最昂贵的在世艺术家”这一身份本身就是品牌资产-10。
《艺术新闻》同时提出了一个关键观察:“数字正在为在Instagram上看起来不错的作品疯狂”,但市场“难以在概念上雄心勃勃、政治上有投入的艺术中找到同样的热情”-10。昆斯两者兼具:镜面气球动物、巨型蛋糕雕塑都是“可拍照的”图像,但价格在2014年见顶后于2022年明显回落。排名从第10滑到第65,可能反映三重因素:竞品崛起(草间弥生等分流热度)、审美疲劳(视觉语言自“庆典”系列后缺乏根本性突破)、版数扩张(与Avant Arte合作的版画项目可能稀释品牌稀缺性)。
2026年,昆斯与Avant Arte合作推出《Split-Rocker》木雕彩绘版画,版数高达999,通过抽签发售;虽称“收益将支持LACMA的项目与收藏”,但这种“民主化版画”策略可能对品牌稀缺性造成长期侵蚀。与村上隆、赫斯特相比,昆斯的版数扩张相对谨慎——顶端作品仍保持稀缺性,但999版版画的长期表现有待检验。
七、结论:媚俗的资本化与批评理论的困境
昆斯对批评理论最大的挑战在于:他迫使理论面对“媚俗可以被资本化”这一可能性。在格林伯格的经典论述中,“前卫”与“媚俗”二元对立。昆斯证明了这一对立可能已失效——在彻底金融化的当代艺术系统中,“媚俗”可以被博物馆收藏、被学术研究、被天价定价。
将昆斯与村上隆、赫斯特、KAWS、奈良美智并置,可以看到五条截然不同的价值生产路径:
| 维度 | 昆斯 | 村上隆 | 赫斯特 | KAWS | 奈良美智 |
|---|---|---|---|---|---|
| 核心理念 | 媚俗资本化 | 超扁平创业 | 市场作为方法 | 策略性肤浅 | 本真性 |
| 与市场关系 | 主动拥抱(“快乐哲学”) | 主动拥抱(“艺术创业论”) | 介入、操演 | 策略性操控 | 保持距离 |
| 视觉语言 | 镜面不锈钢,气球动物 | 超扁平太阳花 | 福尔马林,点画 | XX眼,Companion | 大眼女孩 |
| 顶端价格趋势 | 纪录保持,顶端坚挺 | 停滞 | 停滞/下滑 | 回调后企稳 | 稳步攀升 |
| 学术评价 | 争议最大 | 理论强,争议大 | 争议大 | 学术化起步 | 被广泛接受 |
昆斯是五人中最“彻底”的:彻底拥抱资本、彻底拒绝“深度”、彻底将“媚俗”作为方法。他的路径可能“净利润”最高、学术评价最低。当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被批评界普遍否定、却被市场天价追捧时,他还能被严肃地写入艺术史吗?
在昆斯之前,“高雅艺术”与“低俗文化”有清晰边界;波普艺术挑战了这一边界,但沃霍尔、利希滕斯坦仍保持距离感——作品既像商品又不是商品。昆斯取消了这一距离:他的作品“就是”商品,“比商品更商品”“比媚俗更媚俗”。这一操作的激进意义在于质疑了“审美判断”本身的合法性——如果《兔子》可以是最昂贵的艺术,“什么是好艺术”就变成了一个只能用“价格”来回答的问题。
昆斯自己的回答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隐蔽的意义。”这一回答既非防御性的,也是挑衅性的——他拒绝被批评界的框架评判。昆斯真正的遗产可能不在于作品有多“深刻”,而在于他迫使理论重新追问:在21世纪,艺术的价值究竟来自哪里?这一问题没有答案,但昆斯的案例证明,这一提问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批评实践。
参考文献
[1] 张佳琪. 媚俗艺术与商品符号——评杰夫·昆斯的“庆典”系列作品[J]. 艺苑, 2019(1). -6
[2] 杰夫·昆斯的波普艺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启示[D].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1
[3] Rothkopf, S. Jeff Koons: A Retrospective[M].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2014. -3-8
[4] Lyons, S. K. Jeff Koons: Artistic Parody and False Comfort in the Consumer Age[D].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2010. -2
[5] Neves, P. P. The sentimental life of commodities: the aesthetics of cuteness and its play of power in the art of Jeff Koons[J]. Galáxia (São Paulo), 2018. -4
[6] Perl, A. ‘A more public arena’: Jeff Koons‘ Reinvention in the Midst of Reaganism[J]. Art History, 2020, 43(3): 474-508. -7
[7] Taylor, M. C. Is Modern Finance Ruining Modern Art?[EB/O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log, 2012-01-30. -5
[8] How do you place a price tag on art in an age of perpetual crisis?[EB/OL]. The Art Newspaper, 2022-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