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的辩证法:辛迪·舍曼的“媒介现实”与女性观看的第三种可能
摘要
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1954— )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观念摄影家,“图像一代”(Pictures Generation)核心人物。1977至1980年间的《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以69张黑白照片构建虚构的电影女性角色,成为后现代主义摄影的里程碑。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舍曼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面具的辩证法”——她不是在“扮演”女性,而是在“揭示”女性气质本身作为面具的运作机制。本文沿三个维度展开:第二章以《无题电影剧照》为核心,论证舍曼如何通过“视觉消费”与“超现实”建构一种“媒介现实”,揭示女性形象作为“拟像”的存在方式;第三章引入劳拉·穆尔维的“男性凝视”与女性观看理论,论证舍曼的“扮装”如何为女性观者开辟一种“协商性观看”的可能性;第四章以晚期“卑贱艺术”为终点,引入拉康的“对象a”与“lamella”概念,论证舍曼如何以“恶心”与“创伤”场景突破象征秩序的捕获。
关键词:辛迪·舍曼;面具;媒介现实;女性观看;卑贱;拟像
第一章 绪论:谁是那个“她”?
1.1 1977年的黑白照片: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1977年,23岁的辛迪·舍曼开始在纽约拍摄一组黑白照片。她扮演着各种女性角色:B级电影女星、欧洲艺术电影的女主角、模特儿、明星、名媛、精致的家庭主妇,自导自演自拍,充当导演、摄影师、演员、模特、化妆师、造型师和道具保管员。
这些照片没有名字,只有数字。它们看起来“如此熟悉”,却又“无法定位”——观者知道她们“像”谁,却无法说出她们“是”谁。正如挪威艺术史学家Andrea Kroksnes所指出的:“这些作品让人感到如此熟悉,而作品的意义还在于这些形象都是被同样一个女人,艺术家本人演绎的。这种多重的关于一个主题前后并不一致的影像,似乎挑战了影像表现主题的稳定结构”。
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构成了舍曼全部艺术实践的原初场景:女性气质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面具”。舍曼不是在“扮演”女性,而是在“揭示”女性气质本身作为面具的运作机制。
1.2 文献综述:从“图像一代”到“卑贱美学”
舍曼的学术研究已形成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产业,其批评史本身即为一部微缩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史。
“图像一代”与“挪用”策略。1977年,道格拉斯·克林普在纽约艺术家空间(Artists Space)组织了展览“图像”(Pictures),随后在《十月》杂志发表同名论文,界定了“在当代年轻艺术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感性”,并将其与“可识别的图像”——主要挪用大众媒体中的图像——的策略性探索相互联系。舍曼虽未参加1977年的展览,却成为展览图录的封面女郎。克林普的“图像一代”概念成为理解舍曼的核心框架:艺术家的任务不是“创造”图像,而是“挪用”并“揭示”图像的运作机制。
女性主义批评的张力。刘瑞琪2003年发表于《女学学志》的论文《迫切地追寻女性观者》指出,既有的女性主义艺评“都聚焦于探讨:舍曼的扮装到底是顺应或者解构巩固父权秩序的男性观视?却枉顾女性观者对于舍曼作品的反应”。这揭示了舍曼研究中的核心张力:她的作品究竟是“服务于”男性凝视的批判,还是“开辟”女性观看的可能性?
“媒介现实”与鲍德里亚的拟像。2026年发表于KCI的论文从“媒介真实性”(media authenticity)角度分析《无题电影剧照》,将舍曼作品中的“媒介现实”分为摄影现实、超现实与重构现实三个方面:舍曼通过“模仿与挪用的戏剧性”扩展为“跨媒介语言”,其“媒介现实”正是鲍德里亚所讨论的“拟像”与“超现实”。
“卑贱艺术”与拉康的精神分析。2008年发表于《美学与艺术科学杂志》的论文指出,舍曼晚期作品展示了“受损身体的创伤场景,尤其是女性身体,以及令人恶心的分泌物和腐烂材料”,这些作品“不仅让我们不快,还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引诱我们”。拉康的“对象a”与“lamella”概念被用来解释这一机制:女性身体“代表着存在的原初完整性”,而分泌物“代表着象征性阉割的残余”。
第二章 媒介现实:拟像、超现实与视觉消费
2.1 《无题电影剧照》:一个“媒介现实”的建构
《无题电影剧照》不是“电影剧照”,而是“关于电影剧照的图像”:它们不“指涉”任何具体的电影,而是“挪用”电影剧照的视觉代码——构图、光线、姿态、服装、道具——构建一种“看起来像电影剧照”的视觉对象。
2026年KCI的论文精确分析了这一机制:舍曼“用摄影捕捉瞬间,似乎在她相机前抓住了现实。然而,她使用模仿与挪用的戏剧性扩展为‘跨媒介语言’,向公众提供了一种图像叙事”。她的“模仿与挪用”是“视觉消费的行为”,其意义是“虚假的媒介化真理”。这揭示了系列的核心策略:她不是在“再现”女性,而是在“消费”女性形象——消费电影史中积累的“女性刻板印象”,那些“被男性凝视所塑造的、被大众传媒所传播的、被观众所内化的”形象。她的摄影不是“关于”这些形象的记录,而是“作为”这些形象的拟像。
2.2 鲍德里亚的拟像与“超现实”
《无题电影剧照》是鲍德里亚“拟像”(simulacrum)理论的完美视觉案例。鲍德里亚区分了“仿造”“生产”“拟像”三个阶段;在“拟像”阶段,符号不再“指涉”任何“现实”——它只“指涉”其他符号。舍曼的“电影剧照”不指涉任何具体的电影,而指涉“电影剧照”这一类型——一个由无数具体剧照构成的“符号系统”。观者无法找到“原作”,因为“原作”从未存在:她的摄影不是“复制”某个电影剧照,而是“生产”一个“电影剧照的拟像”。
2026年的论文将这一机制进一步区分为“摄影现实、超现实与重构现实”:舍曼“创造了众多虚构的身份和角色。逼真的效果使角色感觉像是真实的个体。基于媒介的真实性,她使用夸张和虚构的超现实表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效果”,并“使用模仿和挪用,重构公众熟悉的物体和符号,并鼓励他们重构媒介的真相”。
2.3 “视觉消费”与“刻板印象”的解剖
Kroksnes概括了舍曼的“视觉消费”策略:“有些重建的影像是来自于一种公共记忆,比如辛迪雪曼拍摄的关于女人的系列肖像,反映了人们头脑中对女人的刻板印象。我在1979年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非常吃惊,这些作品让人感到如此熟悉”。
这种“熟悉感”正是策略核心:她不是“创造”新的女性形象,而是“挪用”已经存在于观者“公共记忆”中的形象。她的摄影是“刻板印象的解剖”——将刻板印象从“电影”的叙事语境剥离,重新置于“摄影”的静止框架,使其“建构性”暴露出来。Kroksnes进一步指出:“这种多重的关于一个主题前后并不一致的影像,似乎挑战了影像表现主题的稳定结构。……而舍曼的系列关于不同女人的肖像,实际上都是她自己的自拍像,这使得我们发现面对一种可能,我们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自我想象中完整的、稳定的整体,而是一个多重的片段的,并且因为外在环境不同而变化的‘我’。”
由此引出系列作品的深层哲学意义:如果“女性”是一个面具,那么“自我”是否也是一个面具?如果舍曼可以在69张照片中扮演69个不同的女性,那么“舍曼”本人是谁?她的作品使“身份”从“本质”转化为“表演”——一个可以被穿戴、拍摄、拆卸的面具。
第三章 女性观看:在“男性凝视”与“女性观者”之间
3.1 劳拉·穆尔维的“男性凝视”框架
1975年,劳拉·穆尔维在《荧幕》杂志发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成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奠基性文本。她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揭示电影中“女性形象作为男性快感来源”的机制,区分了两种快感来源:窥视欲(scopophilia)与认同(identification)——前者使女性成为“被看的对象”,后者使观众认同于“理想的自我”,一个男性化的主体位置。
穆尔维的框架在舍曼研究中被广泛运用。潘超2022年发表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的论文《反“窥视”合理化》指出,《无题电影剧照》“部分照片视觉呈现方式借鉴与模拟了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窥视”的观看方式贯穿《后窗》全片,并因导演赋予男主人公正义形象而获得合理化。对此,舍曼“通过‘倒置’的方法让自己成为窥视者,而反对‘窥视’的合理化”。
3.2 女性观者的“协商性观看”:刘瑞琪的分析
刘瑞琪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分析焦点从“男性凝视”转向“女性观者”。她追问:“舍曼作为主流电影的观者,如何以她的扮装展现出女性特有的观看方式?而女性观者又如何与她的作品互动,交涉出以女性为主体的观看之道?”
她的回答指向一种“协商性观看”的可能性:舍曼的“扮装”(masquerade)不是对男性凝视的“顺从”或“颠覆”,而是一种“协商”——它承认女性在视觉文化中的“被观看”位置,同时开辟一个“观看的间隙”。在这个间隙中,女性观者可以“认出”自己被塑造的方式,同时“想象”另一种观看的可能性。
3.3 “扮装”作为“女性特有的观看方式”
刘瑞琪引入了Joan Riviere在1929年提出的“masquerade”概念——女性“过度扮演”女性气质的行为。舍曼的“扮装”正是这种“过度扮演”的实践:她的妆容、服装、姿态都“过度”了,都“太像”电影中的女性了。这种“过度”使“女性气质”的建构性暴露出来:女性气质不是“天然的”,而是“被穿戴的”。
这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当女性观者看到舍曼的“过度扮演”时,她们不是在“认同”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因为舍曼的形象“太假了”),而是在“识别”一个“被建构的过程”。这种“识别”使女性观者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化为“观看的参与者”——她看到了“女性气质”如何被“制造”,从而获得了对自身“被制造”过程的批判性距离。
第四章 卑贱的突破:从“象征秩序”到“实在界”
4.1 晚期转向:从“电影剧照”到“恶心场景”
1980年代中期起,舍曼的创作发生显著转向,相继创作《童话故事》(1985)、《灾难》(1986-1989)、《性图像》(1989)、《历史肖像》(1988-1990)等系列,特征是怪诞、恶心、创伤、卑贱。
2008年的论文精确概括了这一转向:早期作品《无题电影剧照》“被女性主义理论家部分欢迎,因为它们有潜力打破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刻板印象”,但这些作品“事实上仍然是辛迪·舍曼想象性认同的集合,而非主体建构的竞技场”;晚期作品——卑贱艺术——“显然以激进的方式处理了主体建构的问题。它们展示了受损身体的创伤场景,尤其是女性身体,以及令人恶心的分泌物和腐烂材料”。
4.2 拉康的“对象a”与“lamella”:卑贱的机制
该论文引入拉康的精神分析解释“卑贱”机制:“女性身体,尤其是母亲的身体,代表着存在的原初完整性,而分泌物代表着象征性阉割的残余——以父亲之名禁止与母亲统一的残余。因此,两者都指向无法实现的完整状态。”
这揭示了舍曼晚期作品的核心张力:主体渴望“完整”,但“完整”永远无法实现。她的“卑贱艺术”正是这一张力的视觉化——展示“受损的身体”和“分泌物”,不是为了“制造恶心”,而是为了“揭示恶心”,揭示“主体性”本身作为“永远无法缝合的伤口”的存在方式。论文进一步指出,舍曼的“卑贱艺术”使主体“无法进行任何想象性的统一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试图突破强加于女性的幻想”,可被视为“卑贱的升华”(sublimation of the abject)。
4.3 “面具”的辩证法:从“象征秩序”到“实在界”
舍曼的“面具”实践经历了从“象征秩序”到“实在界”的持续位移:在《无题电影剧照》中,她的“面具”是“象征秩序的面具”——扮演的是“电影中的女性”,被符号系统编码的女性形象;在晚期作品中,她的“面具”是“实在界的面具”——扮演的是“被创伤所撕裂的身体”,无法被符号系统捕获的卑贱。
这一位移是“面具的辩证法”的终极形态。舍曼的“面具”不是“隐藏”真实的工具,而是“揭示”真实的工具——但这里的“真实”不是“本质”或“自我”,而是“面具本身”:女性气质作为面具的运作机制,主体性作为永远无法缝合的伤口的存在方式。
第五章 结语:面具之后
舍曼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关于“面具”的漫长追问。从1977年那组黑白照片,到1980年代的彩色实验,到1990年代的“卑贱艺术”,再到2026年的《Fabric Matrons》系列,她以“扮装”为策略,以“挪用”为语法,以“面具”为媒介,完成了一次关于“身份是什么”的根本性追问。其核心可概括为三个层面:媒介上,以“挪用”和“拟像”揭示女性形象作为“媒介现实”的存在方式——不是“现实”的再现,而是“超现实”的建构;观看上,以“扮装”和“过度扮演”为女性观者开辟“协商性观看”的可能——在“观看的间隙”中识别自身的被建构过程;主体上,以晚期“卑贱艺术”揭示“主体性”作为“永远无法缝合的伤口”的存在方式。
舍曼曾说:“我从未觉得自己在‘扮演’什么。我只是在做我自己。”这句话恰恰揭示了“面具的辩证法”的核心:如果“自我”本身就是面具,那么“做自己”就是“戴上面具”。舍曼的“面具”不是“隐藏”她的工具,而是“成为”她的工具。在舍曼的摄影中,“面具”不是“身份”的伪装,而是“身份”的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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