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画过去,我是在画此时”:赛·托姆布雷的古典触感与物质的哀悼
摘要
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1928-2011)是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抽象画家之一。他的潦草书写、涂鸦式线条与古典文化典故的融合,长期挑战着艺术批评的阐释框架:他与抽象表现主义的“英雄式姿态”保持距离,非极简主义的冷峻克制,也非波普艺术的商业媚俗,而是栖居于古典神话、浪漫主义诗歌与个人情感交织的“第三空间”。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托姆布雷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物质的翻译”——他不是在“画”关于希腊神话或拉丁诗歌的插图,而是在将古典世界的感知方式——一种对时间、命运和神性的经验——翻译为颜料的流动、线条的颤抖和刮擦的痕迹。他不描绘“阿喀琉斯之死”,而是让画布成为哀悼发生的仪式场域。本文论证:托姆布雷的古典“援用”并非书斋式的知识考古,而是将石头和文本“打碎”后重新“装配”为当下身体的痉挛;他的“潦草”不是技术的“欠缺”,而是意义的“增殖”——那些被涂抹、覆盖、擦除的痕迹,构成了一部可见的“时间地层”。
关键词:赛·托姆布雷;抽象表现主义;物质性;古典接受;翻译
第一章 绪论:“潦草”的深度
在20世纪美国艺术的叙事中,托姆布雷始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当波洛克在画布上滴洒出“行动绘画”的英雄史诗,当沃霍尔用丝网印刷将消费图像转化为波普圣像,当极简主义者将雕塑还原为纯粹的几何物性时,托姆布雷却在罗马的蜗居中,用铅笔和蜡笔在画布上留下潦草的“涂鸦”,并在旁边以细小的字体写着“维纳斯”“阿喀琉斯”或“卡图卢斯”。
这种“不合时宜”使他长期处于艺术批评的边缘:他被归类于抽象表现主义,却从未接受其“阳刚姿态”的教条;被视为极简主义的先驱,却从未放弃对情感与叙事的执念;被波普艺术收编,却坚持手作的痕迹。托姆布雷拒绝被任何“主义”收编。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他被描述为一位“文化中介者”——在两种语言(英语与意大利语)、两种文化(美国与地中海)之间摆荡,其艺术“充当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而他本人则“既是译者也是中介”-10。
围绕托姆布雷的学术话语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迟到”的转型。早期批评倾向于将他的涂鸦贬低为“潦草的儿童画”;2015年《无题(纽约市)》以7053万美元成交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其价值。2023年《遗产科学》期刊发表了对慕尼黑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藏托姆布雷雕塑的X射线和计算机断层扫描研究,揭示其“原创雕塑”由拾得物装配而成,且“各个部件仅仅由石膏和涂料的涂层保持着整体结构”,没有额外的机械连接,极为脆弱-2。
在跨学科批评领域,俄勒冈大学教授Forest Pyle在2025年的论文中从浪漫主义诗学切入,将托姆布雷置于雪莱、济慈的延长线上,提出“抽象浪漫主义”(Abstract Romanticism):托姆布雷的绘画“不仅仅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托姆布雷画作中的痕迹”,更揭示“浪漫主义本身已经蕴含的一种朝向抽象的运动”-5。Jamie Danis于2024年的论文则挖掘了托姆布雷与英国文化史家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联系,论证托姆布雷有意将自身置于“从柏拉图经Symonds到托姆布雷本人”的古典接受链中,试图构建并进入属于他自己的“古物梦境”-4。罗兰·巴特在1970年代末将托姆布雷的创作描述为“一种观念的运动”;2025年发表于《希腊媒体与文化杂志》的论文指出,巴特与托姆布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人都是跨越多种学科、多种语言的‘译者’”,巴特是“托姆布雷面向更广泛公众的中介者”-10。
本文的核心命题:托姆布雷的“涂鸦”不是“潦草”,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翻译”实践——他将古典世界的文化记忆翻译为现代绘画的语言,将内部的“精神状态”翻译为外部的“物质痕迹”。他从黑山学院继承了“跨媒介”的思维基因,在罗马的自我放逐中完成了“翻译者”身份的最终确立。
第二章 黑山学院的遗产:从“文学性”到视觉的“翻译”
托姆布雷在黑山学院师从弗兰茨·克兰因、罗伯特·马瑟韦尔和本·沙恩,结识约翰·凯奇、摩斯·康宁汉等前卫艺术家,并接触到了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放射诗”(Projective Verse)理论——诗歌应当摆脱传统格律,让诗句根据呼吸节奏和能量投射来结构自身。
奥尔森的理念暗示了“语言向绘画的转换”:当字母和词语不再是意义的载体,而成为视觉和空间中的“物”,书写便成为了绘画。托姆布雷画布上潦草、涂改、几近不可识读的“字迹”,其根源可追溯至黑山时期的这一思想浸润。正如Klaus-Peter Busse在专著《赛·托姆布雷:拼贴》中所论证的,托姆布雷的拼贴实践是一种“文学工坊”(literarische Werkstatt),他以“重写本”(Palimpsest)的方式将图像、笔记、题词和照片浓缩在一起-6。
托姆布雷曾说:“我的线条是孩子气的,但并非幼稚。要获得那种品质,你必须将自己投射到孩子的线条中——它必须被感受到。”他的涂鸦不是“原始主义”的怀旧,而是成人对“前语言状态”的有意识模仿——不是回归幼稚,而是有意识地“翻译”孩子的感知方式。他的军方译码员经历是理解其“书写”观念的关键:画布上那些密集、重复、近乎机械的线条,与其说是在“画”,不如说是在“书写”——但这种书写拒绝被译码:它是一种“加密”的密码,其意义并非“不可知”,而是“不确定”。
在1950年代的拼贴中,他已开始将古典雕塑的照片、文艺复兴建筑草图与自己的涂鸦并置,预示了此后贯穿其生涯的“艺术史援用”方法:他不是在“引用”古典,而是在“装配”古典——将历史的碎片从原初语境中取出,与当下擦肩而过。
第三章 罗马的“自我放逐”:翻译、中介与古典的重构
1957年,托姆布雷永久移居罗马,主动疏离纽约艺术世界的权力中心,转而栖身于地中海古典文化的土壤。研究指出,托姆布雷的艺术“充当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他身处两种语言(英语与意大利语)、两种文化(美国与地中海)之间,“既是译者也是中介”,将古典神话与希腊罗马古物转化为一种视觉语汇-10。他不是在美国的“外部”观看古典,而是“进入”古典发生的“现场”。
1958年,托姆布雷创作《阿尔卡迪亚》(Arcadia),直接援引维吉尔的田园诗和普桑的古典风景。有研究指出,他使用维吉尔古典阿尔卡迪亚的元素来“建构一个新的阿尔卡迪亚”:作为美国人,他不承载欧洲艺术家对文化遗产的“负担”,如同古罗马人自由地“挪用”希腊神话,以“局外人”的方式为古典主题提供了全新的审视-7。
这种“局外人”视角正是其翻译策略的核心:他不需要“崇拜”或“忠于”古典,可以自由地“拆解”它,再将碎片“装配”为全新的图像。《阿尔卡迪亚》的画面上,田园诗的宁静被纠结缠绕的线条所替代,普桑式的理想风景被涂鸦的暴力所“入侵”——它既不是对阿尔卡迪亚的“再现”,也不是对其的“背叛”,而是维吉尔的田园诗在20世纪抽象画家工作室中的“转世”。
托姆布雷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援用是其翻译实践中最个人化的维度。Forest Pyle指出,托姆布雷那些直接援引雪莱、济慈诗歌的画作,揭示了“浪漫主义本身已经蕴含的一种朝向抽象的运动”-5。济慈的“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接受“不确定性、神秘和怀疑而不急于寻求事实和理由”的能力——在托姆布雷的涂鸦中找到了视觉对等物:那些潦草的线条不是试图“抓住”某个确定的意义,而是在“延搁”意义的固定,在“不可知”中悬置判断。
第四章 物质的哀悼:触感、痕迹与脆弱性
托姆布雷的画布上充满了被覆盖、被刮擦、被修改的痕迹,使其作品成为一部“可见的时间地层”:每一层涂抹不是“错误”的修正,而是“时间”的叠加;每一次“刮擦”不是对“已完成”的破坏,而是“新意义”的生成条件。巴特将托姆布雷的创作描述为一种“观念的运动”——作品的意义既不在于其再现的内容,也不在于形式的自治,而在于两者之间持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托姆布雷那里是“可见的”:当我们凝视那些被覆盖后又透出的文字、被刮擦后仍残留的线条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完成”的图像,而是图像“生成”的过程。这使他的绘画成为一种“元绘画”。
托姆布雷的雕塑是其“物质哀悼”的最极致体现。2023年发表于《遗产科学》的研究通过X射线和CT扫描揭示了其“原创雕塑”的内部结构:这些雕塑由拾得物——木箱、纸板管、塑料制品、金属件——装配而成,表面覆盖石膏和白色涂料。X射线显示“各个部件仅仅由石膏和涂料的涂层保持着整体结构”,缺乏额外的机械连接,因此“极为脆弱,对搬运、运输以及由气候波动引起的微结构应力高度敏感”-2。
托姆布雷将拾得的“废弃物”装配在一起,再用石膏和涂料将它们“统一”为一件作品:他将那些被丢弃的、失去功能的物品“收集”起来,赋予它们“第二次生命”,但从未掩盖它们“曾是废弃物”的痕迹。当他将原创雕塑翻铸为青铜时,他执行了另一层翻译:将脆弱的、临时的拾得物装配,翻译为永久的、坚固的青铜。脆弱性没有被消除,而是被“铭刻”进了永恒——青铜保留了石膏表面的每一道裂纹、每一处划痕。
Busse所称的“重写本”(Palimpsest)——一个写在被擦除的旧文本之上的新文本,旧的意义透过新的意义显露出来-6——在托姆布雷这里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操作:他的拼贴将图像、笔记、题词和照片聚集在一起,使不同来源的“碎片”共存于同一平面。这不是“融合”,而是“并置”:古典雕塑的照片、文艺复兴建筑草图被涂鸦“覆盖”,但底层的图像并未“消失”——它们透过上层的颜料向外“透出”,迫使观看者同时阅读两个时代。
第五章 “遗存空间”的链环:托姆布雷的古典接受谱系
Jamie Danis 2024年的论文聚焦于托姆布雷在个人图书馆中保存的Symonds著作《学习的复兴》,论证Symonds在托姆布雷构建古典接受的历史序列中占据核心地位:托姆布雷不仅从Symonds那里获取关于古代与文艺复兴的“史学内容”,更重要的是,他“理解了关于Symonds的东西”——即Symonds本人的“古典化框架与投入”-4。
托姆布雷有意将自身定位于“从柏拉图经由Symonds到托姆布雷本人”的古典接受链中,以此构建并进入一个“古物的梦境”。这一“梦境”不是对过去的“怀旧”,而是将过去“召入”现在——Symonds是19世纪英国的文化中介者,托姆布雷则是20世纪美国的文化中介者,两人处于同一链条的不同环节,共享“翻译”古典的使命。
《向卡图卢斯告别,驶向小亚细亚的海岸》是托姆布雷的晚期代表作之一。Pyle在论文标题中直接援引这件作品,指出“向卡图卢斯告别”意味着“告别再现本身”:托姆布雷的绘画“不是告别具象(figuration),因为具象从未被完全驱逐”,而是“告别再现”作为绘画的唯一目标-5。在雪莱哀悼济慈的长诗《阿多尼斯》中,挽歌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起点。托姆布雷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以“潦草的线条”向卡图卢斯告别,不是因为他不再读卡图卢斯,而是因为卡图卢斯已活在他的每次呼吸之中。
第六章 结语:作为仪典的“涂鸦”
托姆布雷曾说:“我不是在画过去,我是在画此时。”他不是在“再现”古典,而是“翻译”古典——将古典的感知方式转化为画布上的颤抖、刮擦和流淌。“潦草”不是“失败”,而是“翻译”的诚实:当他试图从语言中“翻译”出图像时,丢失的部分恰恰构成了翻译的“剩余”——这不是缺憾,而是“新意义”的诞生。
他的遗产是“物质哀悼”的纪念碑。在画布上的每一道刮痕、每一滴流淌的颜料、每一层被覆盖又透出的文字面前,我们不是在“观看”,而是在“触摸”。他留给我们的追问是:在一个图像被批量生产、情感被消费主义套路的时代,手写的“潦草”何以能比印刷的“完美”更“真实”?但那些在画布上颤抖的线条,本身就是最诚实的回答。
AIRS综合评级:S级(殿堂级蓝筹),综合得分9.2/10。
参考文献
[1] Pyle, Forest. “Say Goodbye, Cy, to the Shores of Representation: Towards an Abstract Romanticism.” Konturen, 2025, 11: 88-107. -5
[2] Reinhardt, Juliana, et al. “X-ray-based examination of artworks by Cy Twombly: art technology and condition of the ‘Original Sculptures’.” Heritage Science, 2023, 11: 237. -2
[3] Danis, Jamie. “From English to Italian, translating and mediating the Greco-Roman past: Cy Twombly and Roland Barthes.” Journal of Greek Media & Culture, 2025, 11(1): 55-70. -10
[4] “Idyllic, Pastoral and Abstract Cy Twombly‘s Reinvented Arcadia.” IKON, 2020, 13: 373-382. -7
[5] Busse, Klaus-Peter. Cy Twombly - Die Collagen. Kleinheinrich Verlag, 2025. -6
[6] Danis, Jamie. “Cy Twombly’s Classical Chain: John Addington Symonds and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024. -4
[7] 贾陆. 论赛·托姆布雷作品《玫瑰》中的艺术精神[J]. 大观(论坛),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