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作为形式:弗兰克·斯特拉的“非关系性绘画”与晚期现代主义的范式危机
摘要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1936-2024)是美国战后艺术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画家之一。1959年,23岁的他以“黑色绘画”系列横空出世,宣告了绘画作为“一个平面,上面涂了颜料——仅此而已”的全新定义,“所见即所见”成为极简主义的标志性口号。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斯特拉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形状的形式化”——他不是在绘画中寻找形式,而是让“形状”本身成为绘画的内容。本文以“黑色绘画”为案例,论证条纹与未上漆画布如何构成对抽象表现主义“作者神话”的结构性拒绝;以异形画布为核心,引入迈克尔·弗雷德的“物性”概念与斯特拉的“非关系性”定义;并追溯其从极简到极繁的三维转向,论证其如何将绘画推向建筑与雕塑的边界。
关键词:弗兰克·斯特拉;非关系性绘画;形状;极简主义;晚期现代主义;格林伯格
第一章 绪论:条纹的宣言
1.1 1959年的黑色绘画
1959年,23岁的斯特拉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十六个美国人”展览中展出“黑色绘画”系列。这些作品的核心特征令人震惊:规则的黑色颜料带被未上漆的细条纹画布隔开,画面没有任何绘画性的幻想、心理或形而上学指涉。那些“白色线条”不是画上去的——它们是画布本身裸露的部分,是颜料之间的“空隙”。
斯特拉大约在这一时期说出那句著名宣言:“一幅画是一个平面,上面涂了颜料——仅此而已。”这一立场与先画草图再创作的传统背道而驰,许多作品通过简单的笔触路径完成,通常使用普通房屋涂料。惠特尼美术馆的档案指出,这些作品“拒绝了个人表达和幻觉再现,转而支持还原性的智性结构”,将绘画“重新定义为一种字面的、基于物体的实践”,并“预示了1960年代极简主义的出现”。斯特拉后来在《世界美术》2025年的纪念文章中自述:“好与坏,成为一个讲究实效的古典主义者是我在艺术上的意愿和命运……我真的相信,那种正常视态的绳索可以被割断。”
1.2 文献综述:从格林伯格到弗雷德
斯特拉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张力:他的作品究竟是对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的“完成”,还是对其的“颠覆”?
格林伯格主张现代主义绘画的本质在于“平面性”——绘画通过自我批评清除一切“非绘画的”元素,抵达其“不可还原的本质”。在此框架下,“黑色绘画”可被解读为对“平面性”的极致追求:条纹的均匀性和未上漆画布的裸露,使画面成为“画布的结构与绘画的结构完全一致”的自反性场域。
迈克尔·弗雷德作为斯特拉在普林斯顿的友人,在《形状作为形式:弗兰克·斯特拉的不规则多边形》(1966)中提出,斯特拉的异形画布制造了一种“物性”(objecthood)的张力——艺术作品作为“物”的存在与其作为“艺术”的身份之间的冲突。但弗雷德对这一“物性”持批判态度:极简主义将艺术还原为纯粹的“物”,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性”的背叛。
2019年,Megan R. Luke在《October》发表《一幅画是一个有形状的东西》,重新审视弗雷德的经典论述:弗雷德对斯特拉“迭代构图”和“物性”的分析“继续定义着对这位画家早期异形画布的接受”,但斯特拉本人的“负面定义”——“非关系性绘画”(non-relational painting)——需要被重新置于与卡尔·安德烈、弗朗索瓦·莫雷莱等人的理论对话中理解。
韩国学者홍지석(2003)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斯特拉作品“同义反复结构”(tautological structure)的形成与解体,将其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与固化期(1959-1960年代初),“最小化差异,最大化严格性、清晰性和同一性”;松弛期(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在保持先前作品特征的同时逐渐扩展差异”;解体期(1970年代末以后),“去中心化的解体,即反同义反复结构,最大化差异”。
2024年发表于《Art & Perception》的研究则挑战了将斯特拉早期作品简单归结为“平面性”的传统解读。Hannah De Corte和Stefanie De Winter指出,斯特拉的早期系列(1959-1986)实际上“生成了新的幻觉形式”,并“发起了另一种类型的绘画空间——一种朝向观众凸出的、仿佛出现在画布前方的空间”;其对未上漆生画布及反射性、荧光性颜料皮的使用,使“色彩、颜料和画布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共同作用,以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成了凸出效果”。
第二章 条纹的语法:黑色绘画与“作者神话”的终结
2.1 “作者神话”与斯特拉的拒绝
1950年代的纽约艺坛被抽象表现主义主导:波洛克以身体的动作直接“进入”绘画,罗斯科以巨大色域创造宗教性崇高,德·库宁以狂暴笔触表达“行动的在场”。在这一范式中,绘画的价值取决于艺术家的“本真性”。
斯特拉的“黑色绘画”是对这一“作者神话”的系统性拒绝:他选择预先决定的构图——均匀条纹——核心动机恰恰是消除选择。正如惠特尼美术馆档案所揭示的,这些作品“拒绝了个人表达和幻觉再现,转而支持还原性的智性结构”。斯特拉解释:“我的绘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只有能看到的东西才在那里。它真的是一件物体……你所见即所见。”
2.2 未上漆的画布:物质性的宣言
“黑色绘画”最激进的创新之一是未上漆画布:那些看似“白色线条”的东西实际是画布的裸露部分——不是被画上去的,而是被“留下”的。画布从“中性容器”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物质基底被提升为内容的一部分。
De Corte和De Winter进一步指出,斯特拉对未上漆生画布及反射性、荧光性颜料皮的使用共同制造了一种“凸出效果”——画面仿佛“出现在画布前方”。这挑战了将早期作品归结为“平面性”的传统解读,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投射空间”。
2.3 “同义反复结构”的形成
홍지석的分析为理解“黑色绘画”提供了符号学框架:斯特拉1959-1960年代初的作品具有“同义反复结构”特征——最小化差异,最大化严格性、清晰性和同一性。条纹的重复、画布结构的裸露、颜料的应用方式,都指向“自我指涉”的逻辑:作品不指涉任何外部事物,只指涉自身。
这种结构是格林伯格“平面性”理论的极致实践——但当“平面性”被推到极致,它便成为自身的否定。正如韩国学者所指出的,斯特拉对这一结构的持续探索最终导致其“解体”:1960年代中期起作品“逐渐扩展差异”,1970年代末以后转向“去中心化的解体”。
第三章 形状的叛乱:异形画布与“物性”的张力
3.1 异形画布的诞生
1960年代,斯特拉开始创作异形画布——画布呈现L、N、U或T形,将绘画从“平面上的图像”推向“空间中的物体”。韩国学者的研究指出,斯特拉的“条纹绘画”在向异形画布发展的过程中,“在最大化实现异形画布的二维平面性的过程中,再现和隐喻功能被完全从作品中移除,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以物性为核心的极简主义的诞生”。
3.2 弗雷德的“物性”与“非关系性”
弗雷德认为,斯特拉的异形画布制造了艺术作品作为“物”的存在与作为“艺术”的身份之间的张力;画布的“形状”使作品更接近“物”,但斯特拉对“绘画性”的坚持又使其保持为“艺术”。斯特拉本人的“负面定义”——“非关系性绘画”——是对弗雷德框架的重要补充:2019年Megan R. Luke的研究指出,“非关系性”意味着拒绝“前景与背景”“主体与客体”的等级关系,使画面成为“统一的场域”——条纹、画布、形状都是平等的“参与者”。
3.3 异形画布与“投射空间”
De Corte和De Winter指出,斯特拉的异形画布不是“平面的”而是“投射的”——画布的形状和颜料的物质性共同制造了“朝向观众凸出”的空间效果。这既不是传统的“三维幻觉”,也不是格林伯格的“绝对平面性”,而是一种“在画布前方”的第三种空间。学者进一步指出,斯特拉的异形画布是“根据绘画的图案采取不同形式的物体”,其意义在于“扩展了画布的表达领域”——他“研究了观众与画作展示墙面之间的空间问题”,并“通过使每个分割的空间显现,创造了更具雕塑性的形式”。
第四章 极繁的转向:从“波兰村庄”到“白鲸”
4.1 从极简到极繁
1970年代,斯特拉开始创作“波兰村庄”系列,灵感来自波兰木制犹太教堂,使用木材、瓦楞纸板、毛毡等非传统材料,标志着从极简向极繁的转向。홍지석的分析指出,这一时期是“同义反复结构”的“松弛期”——斯特拉“在保持先前作品特征的同时逐渐扩展差异”。1980年代,其材料“越来越古怪,绘画完全让位于三维空间”。
4.2 “白鲸”系列:绘画的“建筑化”
从80年代中期起,斯特拉花约十年创作了266件作品的“白鲸”系列,回应梅尔维尔的《白鲸》:先制作拼贴画或模型,再以金属工艺和数字技术按放大比例复制,成为完全三维的作品。研究指出,斯特拉“采纳了建筑形式来扩展其作品的空间性”,并“将金属和现成物编织在一起,将结构性绘画的范围扩展到四维绘画”——他不再满足于“在画布上画画”,而是“在空间中建造绘画”。
4.3 景观建筑的影响
韩国学者이상만和이진희的研究指出,斯特拉“在美国现代艺术趋势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作品近年来对公园和美术馆的设计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在这些领域引入绘画空间感,成为建筑和景观建筑中既得顽固观念的解药”。
第五章 结语:形状作为形式
从1959年的“黑色绘画”,到1960年代的异形画布,到1970年代的“波兰村庄”,到1980年代的“白鲸”系列,斯特拉以条纹为语法、以形状为武器,完成了一次关于“绘画是什么”的根本性追问。其艺术核心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策略上,他以“非关系性绘画”系统性地拒绝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作者神话”,将艺术家的角色从“创造者”降格为“执行者”;形式上,他以异形画布将绘画从“平面上的图像”推向“空间中的物体”,为极简主义雕塑和观念艺术开辟了道路;实践上,他从极简走向极繁、从绘画走向建筑和景观,将“形状”的追问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领域。
斯特拉自称“讲究实效的古典主义者”,并说:“我真的相信,那种正常视态的绳索可以被割断。”他的遗产是一座“形状”的纪念碑——它提醒我们:在绘画中,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画什么”,而是“形状如何成为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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